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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及之后,总书记、党中央既坚持了“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又提出了“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重要决策。它们是针对国有经济改革发展不同层面的问题而提出,各有侧重,相辅相成,是一体化工程,相互之间并不排斥。习近平这些“重要论述”不仅适用于今天,也“面向未来”,即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过程中,“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和“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是毫不动摇的。之后亦如是。

【本文为作者夏小林向天空彩票大全的独家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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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70年中,无论是“前30年”还是“后40年”,都存在“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的基本国策、事实和趋势。“前30年”国有企业曾称“国营企业”。但自1993年宪法修正案将宪法第十六条“国营企业”修改为“国有企业”以后,党中央、国务院即依宪使用“国有企业”来概括建国以来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即国有企业发展壮大过程。[1]

在这两个时期的国民经济中,国有企业存在形态有共同点,也有差别。第一,重要共同点是,在建国70年中,无论是“前30年”或“后40年”,国有企业的总产值、各类资产、企业规模、利润和税金等绝对指标“做强做优做大”,为国民经济作出重大贡献的脉络都十分清晰。党中央对此给予了充分肯定,高度评价。此间,国有企业的改革探索也从来没有停止过。中国经验在全球范围内再次表明,“从国际对标比较来看,国有企业经营绩效完全可以与世界一流企业并肩。”[2]第二,重要差别是,从国民经济相对指标看,“后40年”国有企业增加值比重在GDP所有制结构中较“前30年”明显降低。这也间接反映出在经营性资产所有制结构中,国有资产比重有明显下降。[3]一些重要行业和领域例外。其影响波及各个方面。但具体的整体演进过程缺乏政府数据来准确地显示。从政策和经验上估计,这种下降主要发生在2011年之前的两个阶段中,一是1978年至1993年间发生的“把国有企业引入市场”的改革阶段,二是1994年至2010年推动国有企业机制、战略布局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适应市场的改革阶段。[4]国有经济持续的、较大规模的“有进有退”(含“抓大放小”),及部分国有企业搞股份制改革都发生在这两个阶段中。在2011年开始的,以“国有企业总体上已经同市场经济相融合” [5]为特征的改革新阶段上,国有经济相对指标变化已出现一些具有积极意义的新动向。近些年在非金融业国有资产最为集中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经济的重要相对指标,如总资产、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占比的下降已逐步趋缓,趋稳,且发生了回升现象。显然,恰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更好体现和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进一步探索基本经济制度有效实现形式,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6]建议有关部门进一步研究分析这种新阶段上的新现象及其政策含义,自觉地加强引导,在新的基础上,以更高标准,在更大范围中一体化地“推动国资国企做强做优做大”。[7]

本文认为,在坚持社会主义改革方向下,根据宪法第七条“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规定,今后国有企业、国有资本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基本国策和走向未来的趋势是不可更改的,其表现形态也将与时俱进。如随着国有企业、国有资本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将符合逻辑地带来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比重上升,亦即“做强做优做大”。这种国有经济比重将在某一时点、某一方面开始稳定、回升的新趋势,1999年党中央就有过前瞻性的阐述,即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国有经济比重“可以有所差别”。[8]“时移则势异,势异则情变,情变则法不同”。可能,这也符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期国有企业应“凤凰涅磐浴火重生”[9]的本意。

如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框架内,国有经济在总量增长的同时,开始逐步在国民经济中做大相对指标,及遵宪在生产、分配等方面都很好地发挥出“主导”作用,带动公有制经济的整体发展壮大,促进国民经济增长,不仅会有利于完善基本经济制度,还会有利于治理邓小平说的财富、收入“两极分化”大难题,[10]让“共同富裕”多一些,再多一些。当然,在实现更为长期而宏大的社会主义进步目标上,这样做也才有利于国家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通过平稳的渐进方式向更高级阶段过渡。

广泛的国际经验和理论分析证明,只有“傻瓜式的经济学理论暗示,私有制比国有企业更有效率。”[11]

2017年至2019年,体制内个别人一直利用媒体公开反对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重要决策。为此,也有人重拾前些年“国企从一般竞争性行业退出”的陈腐观点。其在金融界的表现是公开抵制党中央国务院“保持国有金融资本在金融领域的主导地位,保持国家对重点金融机构的控制力”重要决策。[12]对此,我们应该予以回应。即按党中央规定,要“直面各种错误观点和思潮”,“坚持建设性和批判性相统一”。[13]

本文侧重从政策层面讨论“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的历史和现实。它由六部分组成:总书记、党中央“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前30年”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后40年”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所有制结构变化简析;戳断私有化脊梁骨;政策性建议。

一、总书记、党中央“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

十九大至今,总书记、党中央在“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上是明确的、一贯的,从来没有动摇。总体上看,中央及地方党政机关也一直在积极贯彻落实这项重大决策,并取得越来越好的成绩。在实践中,“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的丰富内容也越来越多地受到关注。但是,在这期间,体制内、媒体上出现了一些噪音。如有人说,“这次十九大提出来,不要做强做大国有企业”,“不是追求上五百强”,只是“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14]“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的说法并不准确,中国已不再提”;[15]“做强做优做大,说的是国有资本”;[16]“鼓励国有企业做大做优做强,……对公平竞争可能产生不利影响”;[17]国家资本市场控制权可放弃;[18]四大银行都可以对外国卖掉,[19]等等。这些观点试图干扰正确的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方向。违反了政治规矩,需要彻底澄清。

(一)十九大前、后总书记、党中央“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系列重要指示。

1.十九大之前及十九大报告中,总书记、党中央“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重要决策精神。

从已公开信息看,有研究者指出,2013年至十九大召开前,习近平五次强调要“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20]这一系列重要指示是同时适用于非金融业、金融业国有企业的。这期间,2014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还将其列入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目标范畴,[21]统领了“1+N”的国有企业改革系列文件并执行至今。

2017年10月,十九大报告又提出“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并在相关全句中明确要求国有企业要“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在实质上,这是继续表达了我党“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的全球性战略决心。因为,“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的主体,仍是先进的大型国有企业。这种大型国有企业瞄准的“世界一流企业”的全球竞争力目标,其构成要素之一“不是追求上五百强什么”的是啥?私营企业“上五百强”,资产规模标准年年在提高,全国工商联喜气洋洋,国内自由派也沾沾自得,国有企业上就错了吗?更何况,国务院国资委在相关标准中,还有超越突出资产规模大特点“世界五百强”的新要求。[22]另外,如果这不是要继续贯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决策又是啥?而部分国有中小微企业,也可以按市场需要在中小微企业规模标准之内“做大”,做成“专、精、特、新”的“世界一流企业”,一些企业能够达到更高的企业规模标准也是好事。

当然,党和政府也鼓励其他类型企业实现这种发展目标。如“要着力引导民营企业利用产权市场组合民间资本,开展跨地区、跨行业兼并重组,培育一批特色突出、市场竞争力强的大企业集团”,要“大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壮大”“做强做优”“形成更多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我国民营经济只能壮大、不能弱化”[23]等。这里的“民营企业”“民营经济”概念,包括了除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之外的集体企业等各类公有制单位。[24]对于外商投资企业也有类似的政策,叫着“一视同仁”,“机会平等”,跨国大公司特别受欢迎,等等。这可谓是在基本经济制度框架内的“漫江碧透,百舸争流”。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按照形式平等(如机会平等)的市场规则看,“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又何错之有?芝加哥学派的弗里德曼教授说过,机会平等就是自由竞争。当然,归根到底,宪法、党章规定的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是主导力量,由其“主沉浮”的机制不能变。这既是总书记、党中央一再强调的宪法、党章规定,也是马克思主义看重的实质平等的逻辑要求。2018年11月1日《习近平: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有这方面的重要内容:“我们党在坚持基本经济制度上的观点是明确的、一贯的,从来没有动摇。”[25]

2.十九大闭幕后,总书记、党中央“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系列重要指示,及中央机关和地方党政机关贯彻落实情况。

(1)总书记、党中央“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四次系列重要指示信息。

从公开报道看,2018年6月和9月,习近平在考察山东、辽宁、黑龙江这三个国有企业、国有资本大省时,三次都强调,要“为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提供坚强组织保证”;[26]“我们的国有企业要继续做强做优做大,那种不要国有企业、搞小国有企业的说法、论调都是错误的、片面的”;[27]“齐车要乘势而为、乘势而上,加强自主创新,练好内功,不断推出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永远掌握主动,不断做强做优做大。”[28]这些地方和企业的领导干部、工人都表示,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其后,同年10月上旬,山东省委委员王清宪及省国资委相背而行,要求本省内国有企业“所有混改项目,不设国有股最低比例”[29]的错误决定,受到批评。

2019年3月“两会”期间,据国务院国资委发布的消息,政府部门是按“中央要求的做强做优做大三者相统一的原则来打造世界一流企业”。[30]这更表明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与“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具有不可须臾断、舍、离的“一体两面”之缘,及“做强做优做大”之间是辩证统一关系。

另外,这里顺便指出,2018年6月30日,在扩大金融业开放背景下,为全面贯彻落实“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决策和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的指导意见》规定,要“保持国有金融资本在金融领域的主导地位,保持国家对重点金融机构的控制力”。[31]

(2)中央、地方党政机关贯彻落实总书记、党中央“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系列重要指示典型事例: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并行不悖,各有侧重,相辅相成,“推动国资国企工作再上新台阶”[32]是一体化工程。

公开报道的典型事例如下:

一是2017年10月,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中,第十九届中央委员、时任国务院国资委主任肖亚庆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篇写道,要贯彻落实党中央“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和“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重要决策。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中央改革办常务副主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穆虹在《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篇写道,要继续坚持、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重要指示,等等。[33]

二是2017年11月24日,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召开党的十九大精神中央企业学习交流会暨《习近平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建论述摘编》学习部署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国务院国资委党委书记郝鹏表示,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企国资改革发展党建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很强的思想性、理论性、战略性、指导性和针对性,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内涵,为国企国资改革发展党建各项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认真学好用好《论述摘编》,深入学习关于国有企业地位作用的重要论述,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34]】

在这本《论述摘编》里,就录入了习近平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系列重要指示。后在2019年7月26日,已兼任国务院国资委主任的郝鹏表示,各级国资委要“一体推进国资国企发展改革监管和党的建设”。[35]在这种政策语境下,“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等已融为一体化工程。

三是2018年3月10日,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记者会上,时任国务院国资委副秘书长、新闻发言人彭华岗博士解读了十九大提出的“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他表示,这“对于国资监管来说,意味着要从管企业为主向管资本为主转变,以管资本为主来转变国资监管机构的职能。这里面重点是放活、管好、优化、放大,从这四个层面来理解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36]这里哪有否认“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的蛛丝马迹可寻?

四是2019年3月9日,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国有企业改革发展记者会上,时任国务院国资委主任肖亚庆再次指出,从“过去几十年改革实践看,改革确实使得我们企业(指国有企业—引者注)做优做强做大,得到了进一步提升。我们要在改革的路上永不停步、永远向前,真正能够培养出很多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37]国资委一副主任则对“培养”这种“世界一流企业”给出了更为具体的解释,即国资委是“按照中央要求的做强做优做大三者相统一的原则来打造世界一流企业,示范企业要在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践行新发展理念三个层面都进入世界领先行列。从国资委的角度,下一步要遵循市场化的规则来推进,量化指标、突出主业、放活管好。”[38]

五是2019年8月中旬,国务院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郝鹏到中央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进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专题调研时,以厦航成长为例,表示应坚持“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发展壮大”。[39]同月下旬,郝鹏在会见德勤全球理事会主席一行时表示,“习近平主席关于中国改革开放和国资国企改革发展的重要论述,为中央企业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长期以来,中央企业作为独立的市场主体积极参与全球经贸合作,实现互利共赢。面向未来,随着中央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做强做优做大的进程不断加快,双方合作潜力巨大。”对此,德勤主席态度鲜明地表示:我们将进一步加强与中央企业的深度合作,助力中央企业在改革重组、技术创新等方面取得更大成效。[40]

六是2019年8月26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指出,改革开放中,“在做大做强国有企业方针的指引下,形成了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国有大型企业,并集中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经济效益明显,为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41]

七是2019年9月5日,国务院国资委与上海市政府在沪签署深化合作共同推进落实国家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在签约仪式上,第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李强说,“我们要按照中央部署要求,切实承担好区域性国资国企综合改革试验任务。希望国务院国资委继续关心指导上海国资国企改革,支持上海加大创新探索力度。上海将一如既往地做好服务工作,全力支持中央企业在沪发展,推动国资国企做强做优做大。”国务院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郝鹏说,“国务院国资委和上海市政府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的重要举措,是共同推进落实国家战略、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对于进一步深化央沪合作,推动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具有重要意义。”[42]

八是2019年9月22日,临近建国70周年庆典,国务院国资委中央企业先进集体和劳动模范表彰大会在京举行。会上,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国务委员、国务院党组成员王勇要求,要“加快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不断开创中央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新局面,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国务院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郝鹏代表国资委党委“强调,国资委和中央企业各级党组织、广大干部职工站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历史起点上,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重要指示精神,激励中央企业广大干部职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成为党最可信赖的依靠力量,保持昂扬向上的干事创业激情,唱响新时代中央企业劳动者之歌,注重打造高素质职工队伍,维护好发展好职工权益,为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汇聚磅礴力量。”结合这些讲话内容看,可以说从现在开始,直至新中国百年庆典的“新30年”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日程中,理直气壮、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是跃然而出。[43]

(3)由上可见,十九大及之后,总书记、党中央既坚持了“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又提出了“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重要决策。它们是针对国有经济改革发展不同层面的问题而提出,各有侧重,相辅相成,是一体化工程,相互之间并不排斥。中央政府部门,如国务院国资委、国家发改委和地方党政领导也是这样去解读和落实贯彻的。直至2019年9月,我们仍然能够看到,不仅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明确地表示,上海市要统一地“推动国资国企做强做优做大”,国务院国资委也已将这两个“做强做优做大”统称为“习近平主席关于中国改革开放和国资国企改革发展的重要论述”,并统一地要求“推动国资国企工作再上新台阶”。[44]习近平这些“重要论述”不仅适用于今天,也“面向未来”,即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过程中,“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和“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是毫不动摇的。之后亦如是。

从逻辑上看,这是因为在历史和现实中,国有资本主要是通过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来实现“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则是通过发挥“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主力军作用来使国有资本“保值增值”,包括促进自身的资产规模、贡献等“做强做优做大”。在国有资本、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全局中,不应该,也不可能是“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反倒是做弱做劣做小了;或反过来,即表面上看是通过大规模引入中、外私人资本让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了,成了被“吹胀的气球”,实际上反而是将国有企业中的国有资本及相应的控制权、收益权等做弱做劣做小了,离摆脱党的领导和彻底私有化也不远了。如果在国有资本、国有企业改革,尤其是在混改中发生了这两种异常现象,都是违反中央精神的。[45]

另外,(1)国有企业(包括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三方面的辩证关系不可切割,存在“做强做优做大三者相统一的原则”。如果有人仅拿国有企业“做大”来“攻其一点,不计其余”,完全是一种无视中央精神和绝大多数人理解力的曲解行为。(2)“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也是一体化工程,不可分离。

(二)“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内容简议。

“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具有丰富内容。从这个角度看已公开文献,2016年7月、10月,习近平总书记分别做出的两次长篇重要指示,就此做了较全面阐述。我们这里再温习一下。

2016年7月4日,全国国有企业改革座谈会在北京召开。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国有企业是壮大国家综合实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必须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不断增强活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要坚定不移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着力创新体制机制,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发挥国有企业各类人才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发各类要素活力。要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的要求,推进结构调整、创新发展、布局优化,使国有企业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发挥带动作用。要加强监管,坚决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要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加强和改进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46]】

2016年10月10日至11日,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要通过加强和完善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加强和改进国有企业党的建设,使国有企业成为党和国家最可信赖的依靠力量,成为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要力量,成为贯彻新发展理念、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力量,成为实施‘走出去’战略、‘一带一路’建设等重大战略的重要力量,成为壮大综合国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成为我们党赢得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胜利的重要力量。要坚持有利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有利于提高国有经济竞争力、有利于放大国有资本功能的方针,推动国有企业深化改革、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加强国有资产监管,坚定不移把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47]】

习近平这两次重要指示对各行各业国有企业改革发展都有重要指导意义。与会者也包括了非金融业、金融业的国有企业负责人等。两次指示各有侧重,但都表明一个基本道理,即“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内容要体现政治、经济相统一的辩证关系。我们既要反对单纯经济观点,也要反对单纯政治观点,还要反对有人切割“做强做优做大”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歪曲总书记、党中央决策的形而上学观点。“横看成峰侧成岭,远近高低各不同”。这里根据本文特定分析视角,以习近平这两次重要指示为纲,结合其他有关指示,以“一孔之见”试将“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中的政治、经济、方法、时空内容分类如下,抛砖引玉,以利于进一步开展相关讨论。

1.政治内容。核心是坚持、加强和改进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保障其沿着社会主义方向不断发展壮大,贯彻党和国家的意志,履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使命。在这方面,一是“要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加强和改进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这是国有企业的“根”和“魂”。这里,党的领导内含促进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抵制私有化的内容。如习近平于2018年二、三季度就曾再次指出,“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不动摇,坚持建强国有企业基层党组织不放松,为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提供坚强组织保证”;[48]“那种不要国有企业、搞小国有企业的说法、论调都是错误的、片面的。”[49]二是在党领导下“使国有企业成为党和国家最可信赖的依靠力量,成为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要力量,成为贯彻新发展理念、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力量,成为实施‘走出去’战略、‘一带一路’建设等重大战略的重要力量,成为壮大综合国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成为我们党赢得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胜利的重要力量。”显然,在党的领导下,集合这六种力量的“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50]且是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的重要体现。这完全契合宪法关于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规定。

2.经济内容。首先,从企业生产经营层面看,核心是国有企业“必须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不断增强活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这是从企业绩效上衡量“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的重要标准。这种绩效标准是动态和竞争性的,需要与时俱进。其次,实现这个标准的改革发展途径是,“要坚持有利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有利于提高国有经济竞争力、有利于放大国有资本功能的方针,推动国有企业深化改革、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加强国有资产监管,坚定不移把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其中,“做强做优做大”内含“着力创新体制机制,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发挥国有企业各类人才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发各类要素活力。要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的要求,推进结构调整、创新发展、布局优化,使国有企业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发挥带动作用”等内容。再次,在激烈的、渗透性极强的全球化竞争环境中,“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政策是密不可分的。

3.方法论,即辩证法内容。核心是“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的“三做”,相互之间是相互制约和促进的辩证关系。其中贯穿着“做强做优做大三者相统一的原则”。另外,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需要“不断增强活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51]。同然,“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决策也具有这种哲学方法论内涵。

4.时空内容。首先,从时间上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以后还存在国家的长时期中,“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都属于社会主义制度下不可懈怠的历史性任务。如无论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级阶段还是高级阶段,只要还需要存在国家,全民所有制的国有企业就都存在,要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不断发展壮大。国家消亡后,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称谓如何,则要由那时的人们来决定。其次,在空间上“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具有多元的结构目标。依宪从逻辑上分析,一是它包含有国有企业在市场微观层面“做强做优做大”目标。二是在国民经济所有制结构中,“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同样也是重要目标。实际上,这两方面的目标是天然地相辅相成。这种道理也同样适用于“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因为,长远地看,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在市场微观层面“做强做优做大”,既有利于稳定,并进而提高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比重,也有利于带动整个公有制经济比重的提高。

宪法确立的基本经济制度,第一句话就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且一如既往地坚持“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规定,并没有对这两条内容做任何限制性或禁止性规定。如不允许包括国有经济在内的公有制经济比重趋稳或不断提高。借用近期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对国有企业改革的一种说法,这就是属于“法无禁止即可为”。[52]更何况,这样做本身就是依宪而为。

就此而言,2018年11月某私营机构已“著书立说”为国有经济作表率,曰:“10年后民营经济或将占中国GDP75%左右”。[53]这是对国有经济和整个公有制经济发出了竞争的挑战书。非常好!对此,审时度势,国有经济完全可以与时俱进地推进“有所为有所不为”战略。因为,国有经济之“为”和“不为”,是随时间地点等条件变化而变化的,决非一成不变的僵死教条。昨日“不为”之事,不等于今日、明日也“不为”。已“为”之事,也可以注入与时俱进的新鲜内容。今天,面对一些人发出的这种半新不旧,且概念(指“民营经济”)含糊的挑战,国有经济没理由当“缩头乌龟”,且在国内市场中屈从于某类人特朗普式的“单边主义”“长臂管理”“双重标准”。如什么国有经济只能退,不能进,进则成为“与民争利”的“犯错嫌疑人”,等等。从“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大是大非上说,目前在基本经济制度框架下,国有经济既巩固在国民经济制高点的阵地,加强主导之力,又不再过多拘泥于投资利润低、回报周期长的重工业,而是利用包括所谓“一般性竞争行业”在内的竞争性行业的“新国企”优势,去酌情、逐步开拓更广阔的国内外市场,更好、更多、更快地“挣大钱”,提高自己在国民经济比重,才有利于提供更多的税收、就业和国有资本收益等,更强有力地支持涉及近14亿人口大国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和国防建设等,提高国家竞争力,保障党和政府更好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实现“共同富裕”和强国梦。“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吧!”

(三)小结。

显然,至此什么才是“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政策的来龙去脉,什么才是这种目标的基本内容或境界,什么才是“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与“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真实的一体化关系,在总书记、党中央的一再阐述中,及在国务院国资委等相关政策安排和解读中,已经清晰了。“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的一体化关系也清楚了。在这样的“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政策映照之下,我们更可以看到个别党员干部否定“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的各种借口、说法都是苍白无力的杜撰。其观点背后,还存在的“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始作俑者”难辞其咎,及修改宪法、党章(如“摆脱‘姓国姓民’纠结”)和反垄断法等的政治诉求,[54]更是荒唐。这类没有实事求是之意的东扯西拉,包括彻底出卖我国资本市场控制权及四大银行的政策性建议等,是不是已经严重偏离党内、政府内和“统一战线”内探讨经济政策的正常规矩了?“百家争鸣”不是“百家乱鸣”。对政策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但得讲逻辑、事实和政治规矩。

二、“前30年”:“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中国70年以自力更生为基点,奋发图强,艰苦奋斗,积极探索,尽可能吸收世界上一切先进文化,批评和自我批评,排除来自国内外的“私有化”干扰,反腐倡廉,“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这是一种客观存在,且浑然一体的政策日程和强势历史进程。2016年10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我国国有企业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国防建设、民生改善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功勋卓著,功不可没。”[55]这个评价高度概括了建国近70年国有企业发展壮大的成就,也完全适用于今天。个别人反对“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切割“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的关系等,不仅是毫无政策依据和违反了政治规矩,也完全脱离了在建国70年的社会主义探索中,一直存在“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的基本事实。

在建国70年中,“前30年”“后40年”国有企业的存在形态有同异。相同处是,在这两个时期中,国有企业的总产值、资产、企业规模、科技水平、利润、税金等绝对指标,实现“做强做优做大”的脉络都十分清晰。相异处,主要指在国民经济所有制结构的相对指标上,一定时期内国有企业增加值比重下降较快。但近些年来此事有了新变化。以下分两个阶段简介建国70年中,“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基本轨迹和不同时期的异同。

第一阶段,即“前30年”中,国有企业总产值、固定资产、户均固定资产规模、科技装备、利税,及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比重不断“做强做优做大”。

(一)指导思想。

建国前夕,即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二十八条即规定,“国营经济为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凡属有关国家经济命脉和足以操纵国民生计的事业,均应由国家统一经营。凡属国有的资源和企业,均为全体人民的公共财产,为人民共和国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主要物质基础和整个社会经济的领导力量。”[56]基于此,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进一步规定,“国营经济是全民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力量和国家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基础。国家保证优先发展国营经济。”[57]其后,“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58]这种改造的最终目标,即“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经济基础”。[59] 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又通过了早已酝酿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这条总路线在国有企业中也得到贯彻。如1961年9月中共中央颁发的,吸收了“鞍钢宪法”内容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 (草案)》(即“工业70条”)中,就有推动企业“多快好省”发展,加强“技术革新”的一系列要求。[60]另外,国家为追赶世界先进水平,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及企业之间的“比学赶帮超”[61]和“工业学大庆”等社会主义竞赛,也都促进了国有企业在“非完全市场竞争”下加快发展。1978年宪法规定,“国家保障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和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巩固和发展。”[62]本文将这些内容理解为是“前30年”语境里,关于要在国民经济结构和企业层面“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国有资本的一部分法律和政策的特殊表达。

(二)基本评价。

社会主义建设“万里长征”,成功迈出第一步。过渡时期之后,在存在某些“商品经济”关系、大量集体经济和少量非公经济,及在1950年代、1960年代和1970年代都一直实行的特色对外开放、[63]“企业自主权”[64]的计划经济下,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地位不断上升。从已有文献和国家数据看,1949年至1978年,新中国在“局部战争”“准战争”“核威胁”“备战”,及被主要资本主义工业国等先、后不同程度“封锁”的条件下,从“一穷二白”的农业国,亦或90%的经济生活仍停留在古代的国情出发,在共产党领导下自力更生为主,尽可能多地利用各种机会成功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资金、装备和人才发展壮大国有企业,实行赶超战略,在利用“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的条件下,从质和量两方面完成了从农业国转变工业国的宏大战略目标。国有企业“不辱使命”。

如1952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构成中,工业占比为17.6%,1978年已上升为44.1%。[65]而1978年的全部工业总产值中,国有企业占比是77.6%(集体经济为22.4%),是工业化的主力军。[66]也正是在国有企业主导下,我国1978年工业增加值按不变价格计算,比1952年增长15.9倍,年均增长11.5%。[67]在这期间,国民经济增长年均速度也快于当时主要资本主义国家。197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已“居全球第11位”。[68]在“前30年”的这些巨大成就中,离了国有企业,一无是处。而消灭地主和中外资产阶级剥削,大力发展公有制经济,实行主要受赶超战略制约的惠民政策,也使人民生活质量水平比旧社会得到大幅改善,并远超印度等所谓人均GDP更高点的发展中国家。这一系列成就的取得,在中国100多年的近代史上是空前未有的。新中国之前清王朝的“洋务运动”;民族资产阶级上百年的经营;握有官僚资本,放纵欧美资本控制中国经济命脉,并引入“民营”资本搞“混改”的国民党政府38年执政,通通是“终不能望其项背”。

这一切,实如1981年6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评价的,“前30年”我国主要依靠国有企业,“在工业建设中取得重大成就,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另外,“农业生产条件发生显著改变”;“城乡商业和对外贸易都有很大增长”;“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有很大发展”;“城乡人民的健康水平大大提高,平均寿命大大延长”。在这期间,我国人口平均寿命早已大幅超越后来,即1984年的世界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在发展中国家居于前列,更是远超印度。[69]这份重要文件总结道,经济、文化和人民生活等方面的这些成就证明,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各族人民从一百多年来的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结论,也是建国三十二年来最基本的历史经验。……我们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取得了旧中国根本不可能达到的成就,初步地但又有力地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战胜各种困难,同样也是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表现。”[70]】

1982年我国宪法在“序言”里再次确认这种评价,指出在这期间(计入了1979-1982年)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重大的成就,独立的、比较完整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已经基本形成,农业生产显著提高。教育、科学、文化等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广大人民的生活有了较大的改善。”[71]存在一些问题,也就是“三七开”。个别人习惯用同期的印度增长/发展状况,甚至于用所谓“民国十年黄金时期”来贬低中国在国有经济主导下“前30年”的工业化成就等,这是不客观的。有研究者反驳这类貌似“先锋”的观点道,“无数硬指标证明,我国1979年的经济比1949年繁荣得多,更比1929—1939年昌盛得多。1949年,我国所有重要经济社会指标都落后于印度;三十年后我国已没兴趣与印度比较。”[72]如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前30年”间,印度年均增速却多为3.7%,1978年工业化率才为20%。[73]

在更开阔视角上评论由国有企业主导国民经济发展的“前30年”成就,“美国历史学家莫里斯·迈斯纳就说:毛泽东时代‘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的后起之秀的工业化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中国取得了‘全世界所有发展中国家和主要发达国家在同一时期取得的最高增长率’。”[74]显然,其中的主力军国有企业功不可没。

科学对待“第一步”的学习成本。“前30年”党和人民都有学习成本的付出。但放开眼量瞻前顾后,左盼右顾,可有一个大国在列强环伺下,甚至是在数次战争和“核威胁”下,以“只争朝夕”精神白手起家建企业、搞经济,风雨兼程,为告别百多年“积贫积弱”旧时代,为争取生存和重新崛起而不付出一定学习成本的吗?“后40年”各式各样的企业不一样也支付着一些学习成本吗?2019年9月16日,国务院领导还坦承,中国进入全球化“这个过程中,我们承受了很大压力,付出了很大代价,经历了很多阵痛,但我们认准了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坚持把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75]另外,从某种意义上说,资本主义国家中不断发生的各种危机、战争等,那也是他们的“自由企业”和政府在付出巨大的“学习成本”。有人几十年来在这个“成本”问题上致力于矮化、抹黑“前30年”的国有企业,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邓力群同志在总结“前30年”时,曾要一些党内笔杆子注意恩格斯的这段话:“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76]这对于正确看待那时国有企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也是适用的。

(三)主要数据和其他资料。

以下为“前30年”国有企业总产值、固定资产、企业户均资产规模、效率、科技水平、利税“做强做优做大”,及国有经济比重在国民经济所有制结构“做大”,即提高的情况。

1.国有工业企业的总产值、固定资产和企业规模的绝对指标“做强做优做大”。1978年比1952年,国有工业企业工业总产值做大22.7倍。1978年比1957年,国有工业企业数量做大1.7倍,国有工业企业户均产出规模做大5.2倍。[77]另外,1978年比1952年,国有工业企业按固定资产原值计算做大21.5倍。1978年比1957年,国有工业企业户均固定资产原值做大5.6倍,由68.4万元上升为381.5万元。至1977年,中国已拥有6600户国有工业大中型企业(1978年因提高大中型企业规模划分标准,国有工业大中型企业下降为4400户)。[78]这些指标都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出,“前30年”中,国有经济主力军,即工业领域的国有企业在不断地“做强做优做大”。

关于这一时期的国有企业效率问题,有研究者指出,在工业中,“1949-1954年间,国有企业的效率高于私营企业。……在1949-1984年间,国企的全员劳动生产率不断提升。如果以1952年为100%的话,1984年则为336%,提高了3倍多。”[79]

2.全国各行业国有企业都在发展壮大。1978年比1952年,工业、农业、建筑业、运输和邮电、商业粮食和外贸、城市公用事业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原值做大18.7倍。[80]

3.国有企业的科技水平“做强做优做大”。1950年代开始,国有企业带动我国工业化空前快速发展,也反映了这些企业的许多科技能力在经历着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快速发展。1956年,经毛主席提议,国务院制定的《1956年至1967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提出了57项重大科技课题。还决定在计算机、半导体、自动化、无线电、核技术和喷气技术等新技术领域采取六大紧急措施,以适应世界新技术发展趋势。在这之前和期间,我国先后从原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及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等引进的一批先进设备技术等,[81]也都融合在这个规划的落实过程中了。“这个规划经过实施并提前完成,使我国一系列新技术从无到有发展起来,带动了一系列新兴工业部门的诞生和发展,初步改变了我国科学技术落后的状况,缩小了我国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同时,毛泽东倡导的群众性科学实验和技术革新,在企业和农村也开展起来。”[82]“鞍钢宪法”、《工业70条》等,也都强调国有企业要加强“技术革命”“技术革新”。而在1970年代,我国国有企业引进外国先进设备则更是广为人知,甚至被有的人批评为“洋跃进”。党中央有关文件言简意赅地总结道,“前30年”科学事业“有很大发展”。这些发展成就很多最终都体现在国有企业的工业生产能力中了。如核技术、人造卫星和运载火箭等方面的成就,都表现出国有企业的科技水平和生产能力有很大的提高。电子信息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等也有快速发展。1971年10月绝密军事项目523完成,青蒿素筛选成功,并投入国有企业生产。之后,其重要领军者屠呦呦于2015年获诺贝尔医学奖。这也是属于“前30年”的一大成就。这样,在当时“全国一盘棋”的机制下,国有科研院所和国有企业等既“自力更生”,又联合作战,并尽可能争取“外援”,成为实施国家科技发展规划和出产品的重要力量。国有企业自身的科技、装备和人才水平也因此得到很大提高,不断“做强做优做大”。这在发展中国家是罕见的成就,直追发达国家。

4.国有金融企业及资产规模“做强做优做大”。1952年至1978年,存在或曾存在的主要国有银行有中国人民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1978年比1952年,由中国人民银行为主发放的贷款指标做大24.5倍。[83]该指标间接反映出国有金融企业规模(主要是中国人民银行)和国有金融资产在不断“做强做优做大”。

5.国有企业“做大”利税和财政收入。1978年比1952年,国有工业企业产生的利税由30亿元上升到790.7亿元,做大26.4倍。1978年仅国有工业企业利税就占当年财政收入的70%。[84]

6.国民生产总值构成中,国有经济、集体经济(涉农业),即统称的公有制经济的相对指标,即其比重不断“做大”。据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发表的数据,“从国民生产总值构成看,1978年全民所有制经济(即国有经济-引者注)、集体所有制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三者的比例关系......(是)55:43.2:1.8”。“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比重,......(是)98.2:1.8”。经过“前30年”发展,公有制经济及国有经济已占绝对优势。进一步分析,当时第一产业主要是集体所有制经济占绝对优势。主要从工业总产值分析,“第二产业,改革前全民、集体和其他所有制三者的比例关系是76:22:2”。“第三产业,包括了交通、邮电、公用事业、金融、国家机关、科教文卫等行业,全民所有制的比重一直较高。1978年全民、集体、非公有制的比重为74:22.3:3.7”。其中的商业也是这样。1952年至1975年,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构成中,国营企业为主的公有制商业和非公有制商业的比例,由35:65,演变为98:2。[85]可以说,这种所有制结构+计划经济+部分商品货币关系+有限“企业自主权”+“非完全市场竞争”+对外开放等,为新中国在短时间中快速推进大国赶超战略,实现工业化和国防保障,成功地提供了最强大的支持和保障,作出了历史性贡献。西方主流经济学至今也难以证实,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能符合教科书中市场标准的体制,可以提供如此耀眼的大国成就。

(四)小结。

“前30年”的国有经济创业史中,尽管探索不易,道路曲折,但在企业层面和国民经济结构中,持续“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并以其为主导力量,快速实现了庞大的国家预定发展目标,“打了空前的大胜仗”,为“后40年”高速发展“举行了一个奠基礼”,是不容置疑的历史存在。什么是一个发展中大国的体制、战略和政策的成功?这就是。有些折损,在所难免。今后总结经验,再改革就是了。在这种历史大背景下,今天我们讨论总书记、党中央提出的“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大政方针,可以说它们是源远流长,是一种巨大的历史继承,是一场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持续走向未来的重要探索的延伸,而不是什么“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更非是轻率之举。当然,也不是简单的重复。

三、“后40年”:“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

第二阶段,即“后40年”中,国有企业总资产、国有资产、所有者权益、企业户均资产规模、科技水平、总产值、营业收入、利润和税金等绝对指标“做强做优做大”。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比重,近些年已从一再“减少一些”转向趋稳,且有转为回升的征兆。

(一)指导思想。

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是缘于不满足原有成就,解决存在的某些问题而发生的社会主义新探索。在其过程中,一如既往,国有企业重要地位得到宪法肯定,受到党的高度重视。1982年的宪法规定,“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营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国营企业在服从国家的统一领导和全面完成国家计划的前提下,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有经营管理的自主权。”1993年的宪法修正案,将原宪法第七条、第十六条中的“国营经济”“国营企业”,分别修改为“国有经济”“国有企业”,规定“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国有企业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有权自主经营。”1999年的宪法修正案,根据新的实践规定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即“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该版宪法和其后2004年、2018年两次修订的宪法,均同样规定“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国有企业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有权自主经营。”[86]由此可见,在党的领导下,就是在“后40年”历经修改的不同版本宪法中,“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及有关“国有企业”规定的基本精神,是始终如一的。宪法为改革开放中“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提供了基本支持。2013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先后提出的“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大政方针,均深刻体现了宪法关于国有经济、国有企业的规定,符合中国改革发展的实际要求,在实践中发挥了强大引领作用。

(二)基本评价。

“后40年”中,国有企业一系列重要绝对指标“做强做优做大”。国有经济优化布局,向重要领域集中。2019年3月9日,国务院国资委主任曾表示,从“过去几十年改革实践看,改革确实使得我们企业(指国有企业——引者注)做优做强做大,得到了进一步提升。”[87]在相对指标上,与1978年比较,这一时期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比重曾不断地“减少一些”。但国有企业进入“总体上已经同市场经济相融合,运行质量和效益明显提升”的改革发展新阶段后,新气象出现了:国有企业主力军,即国有工业企业的资产、主营业务收入等重要相对指标已出现趋稳,或回升现象。其他行业的国有企业发展也不错。这反映出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相对地位开始变化。对此,目前还需要持续观察。

(三)主要数据和其他资料。

以下利用有关政府部门已发布的有限数据等,描述“后40年”“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绝对指标的轨迹。这些部门的统计方法、数据差异及其不时的变化,并不能影响对国有企业改革发展长期大势向好的观察。

1.财政部统计口径下的非金融业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1978年至2018年,全国国有企业实现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年均分别增长11.9%、10.3%;2018年全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所有者权益分别达到1978年的247.1倍和130倍。[88]2018年末,全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为178.7万亿元,所有者权益为63.1万亿元,营业收入为58.8万亿元,利润总额为3.4万亿元。[89]其间,2018年比2008年,全国国有企业应交税金做大2.7倍。2019年1-8月,面对国内外更复杂的经济下行压力,国有企业增长保持稳中有进。[90]

全国国有企业户均规模水平提升。结合“后40年”全国国有企业数量大量减少与其资产总额、产出快速大幅增加情况,可以确认,这期间国有企业户均资产规模、营业收入规模等也在不断“做强做优做大”。财政部没有提供这期间全国国有企业数量减少的数据,但部分年份的相关数据可以从国家统计局网站上看到。

2.国务院国资委系统全国国有企业总资产、国有资产、所有者权益(其中少量属“社会资本”所有者)、企业户均资产规模、总产值、营业收入、利润和税金等绝对指标“做强做优做大”。

(1)国资委监管系统全国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该系统国有企业分布在16个行业,有农林牧渔业、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批发零售和餐饮业、房地产业、科教文卫,及金融业部分国有控股金融公司等。

据2004年至2016年已出版的《中国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年鉴》数据,在最接近2019年的13年中,国务院国资委统计口径下的全国国有企业实现了不间断的“做强做优做大”:2015年比2003年,国资系统全国国有企业在减少25022个的同时,企业资产总额做大6.1倍,国有资产总量做大3.9倍,企业户均资产规模做大7.4倍,所有者权益做大5.6倍,上交税金做大4.8倍。全国国有企业利润做大4.7倍,[91]

之后,2019年7月29日,国务院国资委负责人采用近年数据进一步说明,十八大以来的6年中,国资系统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取得重要进展:“2013年—2018年国资监管系统企业资产总额从85.4万亿元增长到180.7万亿元,营业收入从42.0万亿元增长到55.4万亿元,利润总额从2.2万亿元增长到3.4万亿元,年均增速分别达16.2%、5.7%、9.3%。”[92]这期间,由于国有企业资产总额、产出都在快速大幅增长,其间按注册分类的国有企业数量却处于或多或少的缩减中,这就意味着国有企业户均资产规模、营业收入规模等在不断“做强做优做大”。

这里,如按2018年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报告全口径的国有资产数据进行历史比较,国有企业资产总额做大显得更为突出:2003年至2017年,全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从19.7万亿元增长到183.5万亿元,做大9.3倍(全口径数据与国资委数据差别不大,故忽略不计)。其中,即使在少数人鼓吹国有企业应退出的充分竞争行业,据《人民日报》报道,这些年“国有企业(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它们处在充分竞争行业,以提高微观效益为中心开展生产经营活动,接受市场检验,实行优胜劣汰,在发展壮大自身、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同时也有力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93]国有企业可以在包括“充分竞争行业”在内的竞争性行业较好发展的现象,国务院国资委早在2004年就曾用数据显示,国有企业在竞争性行业利润增速较快,曾达到44.6%,比其在公益性、垄断性行业利润增速分别高出17.4和23个百分点。[94]国有企业效益同垄断与否没有必然联系。

当然,至今国有企业的小微企业仍较多。全国国资系统监管的12.5万户国有企业里,大中型企业占比为26.8%,其余73.2%是小微企业。尤其在地方,一些公益性企业等都属于小微企业。所以,这种企业规模结构使得全国国有企业户均资产规模并不是显的很大。2003年至2015年,全国国有企业户均资产规模只从1.3亿元“做大”到9.6亿元。但这也远远超过2018年末规模以上私营工业企业1.1亿元的户均资产规模。国有企业户均资产规模大幅度“做大”的趋势,集中体现在大中型国有企业层面,如央企,或工业行业的其他大中型国有企业等。这些国有企业为改变我国工业等行业集中度偏低,完善产业组织结构和增强国际竞争力等做出了较大贡献。

(2)这里有必要单列出国有工业和农业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数据给予评论。这是两个被少数经济学人集中抹黑国有企业,以继续推动私有化的较敏感领域,其大部分企业也在国资系统,并处于竞争性领域。但即是在这里,“后40年”国有企业在曲折探索中发展壮大,越来越好,而非“糟得很”的轨迹也是清晰可见。如1978年至2001年,尽管在若干年份中,国有工业企业等在一个并不怎么规范的市场经济中探索改革和优化结构,企业户数大量减少,工人阶级和国家付出了代价。但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国有企业仍顽强地闯关而过。即使在国有企业“三年脱困”期间,也仅是1997-1998年产值增速略有下降,1999年即开始了持续回升。总体来看,在国家统计局口径下,2001年比1978年,国有企业工业总产值做大12.9倍,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做大19.4倍,企业户均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做大34.6倍,利税总额做大7.7倍。[95]其后,国有工业企业改革发展加快。2018年比2001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总资产做大3.8倍,企业户均资产规模做大15.4倍,主营业务收入做大7.1倍,利润总额做大7.1倍。[96]另外,2018年比2001年,工业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亏损面减少11.2个百分点,下降为25.7%;企业亏损总额占利润总额之比减少19.7个百分点,下降为18.1%。[97]在这期间,宏观经济波动、结构调整、全球金融风暴冲击和贸易战等,虽然产生了程度不等的经济下行压力,都没能够挡住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向好趋势。

在农业中的国有企业,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坚持国有属性,服务大局。围绕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完善国有农业经济实现形式”的改革方针,[98]及落实农业部“积极推进组建专业化、区域化的现代农业企业集团,做强做优做大农垦企业”的具体要求,[99]其发展势头也并不弱。2017年比1996年,国有农场农业总产值做大5.9倍;国有农场户均产值规模做大7.2倍。[100]

简言之,这里再结合以上国资系统全国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数据作背景看,国有企业在充满竞争的工农业等领域通过改革发展“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效率不断提高,应是确定的基本事实。

3.国资系统中央企业的总资产、国有资产、所有者权益、企业户均资产规模、营业收入、利润和上交税费等绝对指标“做强做优做大”。

中央企业“做强做优做大”。非金融国有企业里的中央企业地位举足轻重,在“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中表现突出。综合国资委、财政部的数据看,2018年比2003年,中央企业户数减少89个,2018年为96个(未计入2018年下半年新转入安能集团)。但这期间中央企业资产总额做大9.7倍,户均资产规模做大18.6倍,营业总收入做大7.6倍,所有者权益做大8.9倍(2018年央企所有者权益中36%属于“社会资本”所有者[101])。2017年比2003年,中央企业的利润总额做大4.8倍,上交税费总额做大5.5倍。[102]

既大且强,并肩世界一流企业。还在2016年11月5日,国务院国资委一负责人就已指出:“从国际对标比较来看,国有企业经营绩效完全可以与世界一流企业并肩。今年最新发布的财富世界500强中,国有企业有83家,比2005年增加68家,其中中央企业50家,国家电网、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分别位列世界500强前2-4位。我们专门组织课题组,从企业经营实力、财务绩效和技术经济指标三个方面进行对标分析,对石油石化、钢铁、航空运输、通信服务和电力供应5个行业世界领先企业进行综合评价,这些行业中14家中央企业或其主业上市公司中有11家达到世界一流企业水平,其中国家电网列电力供应业第二位,中石油和中国移动列石油石化和通信服务业第三位。”[103]谁说“国企大而不强”?

科技进步突出。国务院国资委曾发表《20张图表数说中央企业改革开放40年成果(2003-2017)》。其中,中央企业科技进步成绩十分显著。[104]继而,在2018年国家科技奖励大会上,中央企业又获得的国家科技技术奖励是98项,占奖项总数的40.8%,其中包括特等奖。特等奖这几年基本上都是中央企业获得的。[105]另外,2019年7月国家统计局列举的“后40年”我国科技进步成就,如“发电设备、输变电设备、轨道交通设备和通讯设备产业方面已经处于国际领先地位;‘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多次蝉联全球超算500强榜首。载人航天和探月工程取得重要成果,北斗导航进入组网新时代”,[106]其绝大部分都是中央企业的产品,仅超级计算机是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并行计算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研制的。但这个单位也是属于中央单位的企业。另外,中央军工企业贡献的“国之重器”,其展现的科技进步水平也很突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令视中国为“战略对手”的某些西方国家心怀大忌。

市场买方影响力不容小觑。据2018年发布的数据,“中央企业作为甲方,与民营企业在执行合同近700万份,金额超过10万亿元”,[107]占当年规模以上私营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30.6万亿元约三分之一。这反映出中央企业对规模较小的众多私营工业企业等强势的买方影响力、控制力和主导作用,及产业链上的“共生共荣”状况。如在这方面有全国国有企业的相关数据,估计国有企业的买方影响力、控制力和主导力量会显得更大。

4.金融业国有企业总资产、国有资产、所有者权益(资本)、企业规模、营业收入、利润等绝对指标“做强做优做大”。

(1)金融企业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实力日益壮大。据《国务院关于2017年度金融企业国有资产的专项报告》,“后40年”中,“我国金融企业国有资产实力日益壮大,资产分布以银行业为主体,集中在中央本级,境外金融资产规模稳步增长。”截至2017年末,我国金融企业国有资产总额241万亿元,负债总额217.3万亿元,形成国有资产16.2万亿元,“较好实现了保值增值目标。2013—2017年,中央国有金融企业营业收入由4.3万亿元增至5.8万亿元,归属母公司净利润从1.2万亿元增至1.4万亿元。”“‘家底’进一步丰实壮大。”[108]

(2)金融业保持国有资产主体地位和国有金融机构绝对控制力。2017年我国金融机构本外币资产为252万亿元。[109]其中241万亿元国有资产在金融机构资产本外币构成中占有95.6%的绝对优势地位。同时,金融业股权、资产多元化也在相应发展。2019年5月2日,中国银保监会负责人指出,“当前,我国银行业保险业已形成了国有、民营和外资等多元股权结构。其中,民营资本在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农商行和保险公司总股本中,占比已分别达到43%、56%、83%和49%。外资银行和外资保险公司在华资产占比为1.64%和6.36%。”[110]按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这种金融业股权多元化的日程,应该是围绕“保持国有金融资本在金融领域的主导地位,保持国家对重点金融机构的控制力”[111]而进行。

(3)国有银行资产保值增值,规模持续做大。一些重要银行不断进入全球系统性重要银行名单,排名不断提升。《中国金融年鉴》的数据显示,2016年比2003年,我国重要的几家政策性银行、大型国有商业银行总资产分别做大10.8倍、5.4倍。其中国有所有者权益、国有资产和服务规模也都做大了。[112]2016年比2012年,政策性银行、大型国有资本绝对控股商业银行的所有者权益分别做大2.8倍、1.7倍。[113]其他国有控股股份制商业银行等,也在快速发展壮大。2011年以来,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和建设银行先后入选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其后,中资国有控股银行的系统重要性排名不断提升。2018年,在系统重要性排名31-50名的银行中,交通银行、浦发银行、中信银行和招商银行也被列入。[114]

另外,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代表国家持有包括政策性银行、重要国有商业银行在内的17家金融机构股权。截至2018年上半年,其运行十五年上缴利润与持股权益合计是国家投入资本金的6倍多,实现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115]亦即实现了一批包括银行在内的国有金融企业“做强做优做大”。

5.全国非金融、金融业国有企业应交税金等绝对指标“做强做优做大”。据财政部的数据,2018年非金融业全国国有企业应交税金46089.7亿元,比2003年上交税金8361.6亿元做大5.5倍。[116]这里,如能够计入金融业国有企业的税金贡献,近些年我国全部国有企业应交税金应再增加1万亿元以上。例如,2017年金融业税收收入为17050亿元,按金融业95.6%的国有金融资产占比估算,当年金融业国有企业应交税金可能约为16299.8亿元。将其与同年非金融业国有企业应交税金42345.5亿元合并,全部国有企业应交税金约为58645.3亿元,占全国税收收入约为34.4%,是同期全国私营企业2万亿元税收额的2.9倍。[117]

但这还不是国有企业对国家财政收入等的全部贡献。因为,这里没有涉及国有资本收益,也没有涉及国有企业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等问题。如2019年7月,国有资本划转社保基金的最新进展是,政府“还将对35家中央管理企业实施划转,预计中央层面59家企业划转国有资本总额6600亿元左右”。[118]这种“划转”是否会形成对私营企业等的“变相补贴”,是否会加重国有企业的融资、财务和竞争力负担,是否符合一些人说的“竞争中性”“所有制中性”,答案应是比较清楚的。

另据国家税务总局《中国税务年鉴》数据,1993年比1986年,国有经济的工商税收做大1.85倍。2017年比1998年,全国税收收入口径下的国有企业税收额做大3.2倍。[119]但由于部门统计口径不同,其国有企业税收额大幅低于财政部统计的国有企业税金额。例如,2017年1-12月财政部口径下的国有企业应交税金为42345.5亿元,而国家税务总局全国税收收入口径下的国有企业税收额为14728亿元,仅相当于前者的34.8%。[120]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数据,对于分析国有企业税收实况,进行比较研究是非常不利的。

(四)国有经济布局调整:比重“减少一些”与回升的辩证法。

“后40年”国有经济比重下降原因是多方面的。1990年代初之前,由于生产力发展不平衡和政策变化原因,在“短缺经济”条件下较快形成了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局面。至1990年代初,国有经济在GNP比重已从1978年的55%左右,下降到46%左右。[121]“短缺”过去后,市场竞争加剧,国有经济如何适应市场问题极为突出,在一定时期中采取特定政策解决这种问题,使国有经济“有进有退”,成为国有经济比重下降的重要政策性原因之一。这在总体上是有合理性的。在这种政策日程展开后,随着国有经济同市场经济日益融合,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其在国民经济比重由特定时期的大幅下降,转变为趋稳或逐渐回升既是正常的逻辑结果,也是改革开放和国有经济结构优化的结果。这种从有序大踏步退到趋稳,或趋进的战略态势转变,也确实在国有资产高度集中的工业行业得到了初步证实,具有较强代表性。1990年代以来发生的这些情况大体分期如下。

一是国有经济“瘦身健体”,及前瞻性政策安排时期。按2012年国务院一份报告的提法,在1993年“把国有企业引入市场”[122]的任务完成后,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报告根据“国有企业的体制转换和结构调整进入攻坚阶段”[123]的情况,做出了“要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等重要决定。[124]具体原因有,“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还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布局过宽和要“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等。[125]这项决定要求,“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经济必须占支配地位。在其它领域,可以通过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以加强重点,提高国有资产的整体质量。”中央预计,在实施国有经济布局调整和相关改革后的一段时间内,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比重还会“减少一些”。[126]展开这次调整国有经济布局的时间表,是“从现在起到下个世纪的前十年”,[127]即从1997年起到2010年。

为了落实十五大提出的任务,1999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做出进一步规定:国有经济要“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国有经济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支配地位”。“竞争性领域中具有一定实力的企业,要吸引多方投资加快发展”,竞争中实行企业“优胜劣汰”,等等。[128]这里鼓励国有企业要酌情“加快发展”发展的“竞争性领域”,从逻辑学角度看,其内涵包括了后来文件说的“充分竞争行业”,及少数人说的所谓“一般竞争性行业”。同时,这份文件再次确认国有经济“比重还会减少”时,也十分明确地指出,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国有经济比重“可以有所差别”。[129]这就既为当时国有经济比重将“减少一些”做了说明,也为在完成“攻坚阶段”任务后,如在2010年后的某一时点上,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比重将稳定或提高,并需要相应的新政策,做出了富有前瞻性、灵活性的战略预见和重要安排。关于该《决定》实现政策目标的截止时间,与十五大报告相同。

十五大确定的政策日程较快地取得了明显成效。2004年国务院国资委即指出,仅“从1998年到2003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从213.7亿元提高到4951.2亿元,增长了22.2倍;国有企业资产总额从14.9万亿元增加到19.7万亿元;净资产从5.21万亿元增加到8.36万亿元;1998年到2003年,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由3家增加到15家,其中内地的14家企业全部是国有企业。上海宝钢集团公司2003年钢产量居世界钢铁企业第六位,销售收人和净利润居第一位,已经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2003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上缴税金8104.5亿元,占全国工商企业的一半。综合而言,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在数量减少的同时,利润增加了、竞争力增强了,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更强了。”[130]当然,这也表明国有企业效率、户均资产规模在持续提高中。

至2010年,十五大提出的具有特定内涵的优化布局和改革任务基本结束后,2012年10月《国务院关于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工作情况的报告》对这一阶段工作的评价是:“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取得显著成效。”[131]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等,都高度评价了这一时期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工作成就。

二是国有经济“强身健体”时期,及开始变化的战略态势。2011年后,党中央在“国有企业总体上已经同市场经济相融合”,[132]“运行质量和效益明显提升,在国际国内市场竞争中涌现出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骨干企业”[133]的新阶段上,实行了“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重大政策。这为稳定,或提高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比重,并实行相应政策的新变局创造了重要条件。国有工业经济比重出现了趋稳、回升现象。

2013年11月12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国有企业总体上已经同市场经济相融合”。[134]2015年8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企改革的指导意见》重申,“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不断取得重大进展,总体上已经同市场经济相融合,运行质量和效益明显提升,在国际国内市场竞争中涌现出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骨干企业”,并系统地提出了符合新时期“问题导向”的改革方案。[135]

这两份文件关于国有企业状况的评价意味着,与2011年之前相比,新阶段的国有企业已“今非昔比”。在这种全新形势下,从2013年开始,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先后做出“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重要决策,且明确要求国有企业通过“自我完善,在凤凰涅槃中浴火重生”。[136]在2019年来评论这两个“做强做优做大”决策,它们可能意味着,22年前的十五大报告中,关于在一定时期中,国有经济比重还会“减少一些”的预计,随着当时具有阶段性内容的改革和战略调整任务基本结束,在新阶段上已有可能被国有经济比重应“稳定一些”,或“增加一些”的新预期所取代了。这也符合“凤凰涅槃”的本意。“时移则势异,势异则情变,情变则法不同”。

国家数据显示,在2011年开始的新阶段上,过去国有企业曾明显下降的某些重要指标,确实已有初步变化,即从过去的大幅下降转为趋稳或开始回升。如从绝对指标看,2017年比2010年,按控股情况分类的全国国有控股企业增加7.6万户。在这期间,按注册分类的全国国有企业已开始稳定在13万多户的水平;国有单位从业人员数也在趋稳。[137]这与过去“三年脱困”等时期,国有企业和从业人员大幅减少的情况已有根本的不同。尽管这期间国有企业经历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如“去过剩产能”“减少层级”等)的考验。

从相对指标看,规模以上国有工业企业的总资产、主营业务收入等占比,是在逐步趋稳,并有所回升。(1)占比趋稳。2016年比2011年,在工业总资产和主营业务收入结构变化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占比分别只减少2.9、6.6个百分点。其间,2014年至2016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总资产占比连续保持在38%以上。另外,2011年至2018年,新、旧统计口径下的工业企业结构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户数占比基本上都保持在5%或靠上一点。(2)占比回升。在国家统计局2017年调整后的数据中,2018年比2017年,在工业总资产、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结构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占比分别增加0.6、5.1和5.8个百分点。[138]这种新局面和贯彻十五大“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时情况相比,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回顾历史,那个时期的2010年比1998年,国有工业企业总资产、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的占比,是分别大幅下降了27、24.4和8.2个百分点。[139]

新时期规模以上国有工业企业关键性相对指标的变化,应该在较大程度上反映出非金融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相对地位开始趋稳,部分重要相对指标也开始回升了。过去那种一再“减少一些”战略态势,为趋稳、甚至是趋进的复合型战略态势所取代。因为,在囊括了绝大部分国有企业的国资系统全国国有企业年末国有资产总量结构中,工业行业国有资产占比在85%左右。[140]这间接显示了在这一特定企业群的产出上,国有工业企业也占有绝对优势。可以认为,目前国有工业企业的这种变化,对非金融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相对地位变化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创造历史的是合力,包括不同意向之间的冲突。目前的突出问题可能是,(1)扩大金融业开放,尤其是央行、银保监会等已明确表示,不限制外资收购大中型国有银行等金融机构股权后,金融业国有经济相对地位将发生怎样的变化。但是,只要金融业公权机构能够遵宪认真贯彻落实总书记、党中央“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规定,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的指导意见》关于“保持国有金融资本在金融领域的主导地位,保持国家对重点金融机构的控制力”规定,那么,即使外资进入金融业有所增加,国有金融企业相对地位稍有变化,对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比重趋稳,或回升也影响不大,是有可能“对冲”掉的。如情况相反,则比较麻烦了。其他那些对外扩大国有企业股权开放的行业中,包括工业(含制造业),可能也存在类似问题。

(2)2019年9月18日,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翁杰明博士在新闻通气会上宣布,中国国企改革下一步的方向,包括“一般性的竞争行业,国资要加大退出力度”。[141]在这里,他几乎是在逐字重复主张私有化、自由化和“宪政改革”,及“向往欧美模式”的吴敬琏研究员的错误政策建议,与厉以宁教授宣布的“私有化”政策建议也是丝丝相扣。[142]对照党中央、国务院相关重要文件规定,可以看到翁这种早就被批评过的陈腐不堪的政策性宣示,严重违反了中共十五大报告、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的重要规定,严重违反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关于竞争性行业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规定,更是与“国有企业总体上已经同市场经济相融合”的新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关于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重大决策背道而驰,是在“搞小国有企业”,改变今天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发展的良好局面。这种东西真在全国付诸实施,也将对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比重趋稳,或回升产生负面影响,制造麻烦。当然,体制内明白人不少。但对此还是需要保持警惕,予以批评和纠正。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阶段性差别现象的可持续性,目前还需要持续关注和评估。它们可能意味着,新阶段上国有经济的“进”和“退”都已展开了新姿态,有了新内涵。这种新诞生的“势”,应是在市场和政府的双重作用下“波浪式地向前扩大”,[143]难以一帆风顺。目前“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需要冲破那些不合时宜的条条框框,需要有新的具体政策来呵护和引领。这样做的基本依据仍是“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的宪法第七条规定。核心政策则还是“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孙子兵法》讲的是‘善战者,只求于势’,察势者智,驭势者赢。”[144]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等,应利用信息优势对此开展更为全面的数据、趋势和政策性分析,识别、抓住和利用战机。井冈山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更何况今天,相对工业里的非公企业等,国有工业企业本来就拥有不少整体优势,如产业占位、资产总额、企业规模、技术设备、人才和管理水平、融资等,并非弱者,是“星火成片”的高山峻岭。其旁边的金融业里,国有企业、国有资本也一直占绝对优势,双方完全可以在市场里依法平等互利,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框架下共同为提升国有经济比重和贡献作出努力。政府作为全民委托代理的“老板”,能不为此提供正能量么?

在这里,体制内个别人主张引入的资本主义国家所谓“所有制中性”“竞争中性”政策,在我国社会主义宪法“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规定面前,在我国国有企业承担的“非中性”特殊社会责任(如上交国有资本收益将提至30%,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百元营业收入支付税费是非公企业的2.3倍,不遗余力服务国防建设、救灾救难,按政府计划给“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增加贷款等)面前,在西方国家以“贸易战”、“金融战”、限制投资等经济手段为前锋冲击“后40年”中国的大变局面前,在他们之间包括了诸多国家明、暗行为的激烈竞争面前,在他们仍然严控、补贴本国国有企业等事实面前,统统都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的虚伪而有害的观点,甚至是违反了市场竞争中的形式平等规则。当然,这在逻辑上也可能涉嫌违宪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所有制中性”“竞争中性”和资本主义宪政民主一样,都是虚伪说教。其背后的“世界不是平的”,因为市场和政治关系从来都“不是平的”。早有外国学者警告,要善于将西方国家说的和实际上做的区分开来,不要上当受骗。

如果今天有人还只晓得一味减少国有经济比重,可能就属于总书记说的“是抱残守缺、不思进取”的懒人,或是那种就想搞小、搞没国有企业的人了。这样的分析,并不是要质疑国有经济“有进有退,有所以为有所不为”的布局调整原则在今天、明天的合理性。从市场角度看技术进步、结构变化和企业经营,国有经济持续的优化布局、战略性重组等,在任何时候都是需要的。其中可能变化的只有某些具体问题或做法。这种不断变化的调结构、优化布局内容,在党的十六大报告至十九大报告中都有所阐述。所以,在新的阶段上,国有经济比重趋稳或上升,完全可以和结构优化、企业重组等并行不悖,相得益彰。例如,2011年至2019年,在国有企业发展壮大中,“有进有退,有所以为有所不为”的布局调整就没有停过脚。多年来,其它经济成分中也存在这种现象。在国民经济的众多竞争者中,国有企业没有必要去当“只退不进”贾桂。历史的经验是,当“退”要从容有序,该“进”当仁不让。在宪法框架内,怎么对绝大多数人利益“最大化”有好处,就怎么干。

(五)小结。

“后40年”国有企业一系列主要绝对指标“做强做优做大”,十分亮丽。国有企业向重要领域集中,在国民经济比重下降。但在2011年开始的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新阶段上,规模以上国有工业企业的资产、主营业务收入等比重已开始趋稳、回升。在新形势下,如何全面稳定,或提高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比重,应该已成为具有现实性的政策新课题。要警惕体制内少数人逆反言行的误导。

四、“后40年”所有制结构变化简评

(一)数据及其他资料。

“后40年”GDP所有制结构中,国有经济、公有制经济占比明显下降。这间接反映出经营性资产结构中也存在这种现象。

1.政府的GDP构成数据:非公经济占60%左右;来自NGO的“民营经济”内涵、统计口径自相矛盾,数据“掠人之美”;全国国有、集体等公有经济、外商和港澳台投资企业增加值数据付之阙如。

国家统计局没有以官方名义发表过完整的国民经济所有制结构数据。有关的具体进程更缺乏连续性数据来显示。2016年7月1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民间投资有关工作的通知》中有一句话,“非公经济创造了60%左右的国内生产总值”。[145]这是中央政府关于我国GDP所有制结构状况的一种非全面的正式表述。它说明“后40年”中,非公经济在国民经济比重,超过了1978年国有经济在GNP结构中55%的比重,及公有制经济98.2%的比重。但这个数据与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2016年全国税收收入结构中,非公经济(私营企业、个体经济)占比仅为15.9%显得很不协调,[146]等等。

现政府在使用的来自NGO的“民营经济56789”也不能够代之说明问题。因为,首先拿出这种数据的全国工商联及民间研究机构,历来都较为专业地公开表示,其宣传“民营经济”各种突出贡献的数据中,是“除了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经济)和外商投资企业(经济)之外的其他所有企业(经济)”的数据。[147]如其中不仅合并了大量城乡集体经济的数据,还合并了“股份制”“联营”企业等的数据。但在这种界定下,“民营经济”的内涵、统计口径和数据难免出现自相矛盾。因为,(1)国家统计局对“股份制”的解释是,在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经济指标中,“‘股份制’里面包含国有及国有控股和私营等内资企业中的股份制公司,‘外资’中的港澳台投资股份公司、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和‘私营’中的私营股份有限公司。”[148]按“股份制”的这种政府定义,所谓“民营经济”是无所不包,仅通过囊括“股份制”就把部分国有企业、外资企业等也拉来壮大自己的声势了。它并没有真正完全排除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外资企业数据,且在经济指标上有“掠人之美”嫌疑。(2)在国家统计局的工业企业统计中,“联营企业”的主要形式是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联营,等等。这也和“民营经济”的内涵、统计口径和数据存在一些矛盾。这些例子足以说明,“民营经济”(或企业)绝不可以视同于非公经济。它是一个成分非常混杂,且有内在矛盾的概念,其经济指标不仅内含私营企业、个体经济数据,还吸收了全国部分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经济)、联营企业、股份合作企业、外商和港澳台投资企业等的经济数据。其中,集体经济为主力军的第一产业增加值就占GDP的7%以上,而城乡集体经济的就业占比就更高了。而这些,却都被纳入在一些人眼中视同于非公经济的“民营经济”范围了。“民营经济”这种混杂、庞大的“数字贡献”,实有为非公经济“打肿脸充胖子”,要政策、要优待的可能。简单一句话,“民营经济”数据不能视同于非公经济数据,不可以成为夸张地炫耀非公经济地位的“九龙九凤冠”,那只能导致对焦不准的“错爱”。[149]回顾历史,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其政府的民营经济概念还是较清楚的,专指国内私人经济。当时,共产党也曾这样使用过它。1980年代,日本将本国私有化行动称为“民营化”,其界定也是清楚的。显然,今天在“民营经济”概念、统计口径和数据问题上,政府方面是应该抓紧正本清源、拨乱反正了。

关于全部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及外商和港澳台投资企业的增加值数据等,多年来都是付之阙如。所以,今天基本经济制度的量化分析仍是薄弱环节。想来,应该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文件中,才在一句话中就并列使用了“民营企业”“非国有资本”“非公有制经济”三种概念,而非“等量齐观”“一勺烩”。[150]领导人在有关讲话中,也是分别使用这三个概念的。

2.民间估计的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比重。

利用国务院办公厅提出的非公经济数据,再合并上目前也是不清楚到底是百分之几的全国外商和港澳台投资企业等的增加值数据来估计,“后40年”公有制经济在GDP比重应在30%多。这是一种仅有参考意义的“模糊”把握。其中,减去集体经济为主力军的第一产业约7.9%增加值比重后,金融业、非金融业国有经济增加值占比大约在25%左右。国务院国资委曾在2006年、2007年《中国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年鉴》发表过非金融业全国国有企业增加值在2005年、2006年分别占GDP21.3%、20.9%的数据。但从那以后,相关数据就消失了。而从2006年至2016年,国家统计局的工业数据显示,国有控股企业资产、主营务业收入比重下降较明显,分别减少7.9、11.7个百分点。非国有企业则在增加。[151]估计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年的国民经济中,全国国有企业增加值比重进一步下降是在所难免的。即使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重要指标占比有趋稳或回升现象出现,但它们对国民经济中全国国有企业增加值比重影响有多大,目前仍难以判断。

3.GDP结构背后的经营性资产结构。

GDP所有制结构中,国有经济、公有制经济占比明显下降,间接反映出全国许多行业的总资产结构,或说是全国经营性资产结构中也存在这种现象。国家统计局有专家利用多种方法推算、估算,说明在我国经营性资产结构中,确实存在包括国有资产在内的公有资产比重明显下降的趋势。[152]由此可见,解决GDP和全国经营性资产里公有资产比重低,是“一体两面”之事。虽然,产值、增加值和资产相比较,它们各自的下降幅度会有一定差距,比重也不可能相等。据以上GDP结构作间接评估,与公有制经济单位在GDP占比在30%多相对应,全国经营性资产结构中的公有制资产占比,应该比其高一些。这主要是因为在公有制经济的国有部门里,重工业较为集中,一般具有资产大,产出(包括增速等)较低的特点。例如,目前工业中的国家资本金有94.1%集中在重工业,[153]这对于拉低国有工业企业总产值、增加值、营业收入、利润水平和增速等,其作用肯定是明显的。

这里顺便指出,那种认为在全国经营性资产里,包括国有资产在内的公有资产即使减少很多,也无关紧要的观点是有问题的。例如,改革开放以来,在宪法、党和政府的重要文件中,关于国有经济、国有企业和城乡集体经济改革发展的众多规定中,绝大部分都和经营性公有资产有直接关系。如作为“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的国有经济和经营性国有资产,作为农村主体的集体经济和经营性集体资产,都是“浑然一体”“休戚与共”“生死相依”的。大量减少这些资产,实际将导致削弱或否定国有经济、集体经济的重要作用。在此意义上说,那些非经营性的公有资源资产、行政事业资产就是市值再高、再大,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也难与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体资产比肩。所以,如果经营性资产里包括国有资产在内的公有资产减少很多,这并不是一个可以不屑一顾,或轻描淡写的轻松话题。因为,如果公有资产的绝大部分都脱离了生产经营,意味着绝大部分工人重新沦为雇佣劳动者,绝大多数农民失去土地成为雇农,绝大部分利润属于极少数资本家,邓小平担心的财富、收入两极分化将突飞猛进,此时对于绝大多数工人、农民等普通劳动者而言,公有制还有什么实质性意义呢?在这种经济基础上,又将存在着什么样的上层建筑呢?

当然,如前所述,2011年至今,规模以上国有工业企业已经在稳定或提高资产、产出比重上做出一些改变了。但这些局部变化对目前GDP结构等的整体影响仍很难评估,需要继续观察。需要注意的逆向趋势是,如果今后西方跨国公司在其母国严格控制我方国有企业投资领域和规模的同时,乘我扩大开放之机,大踏步进入我国金融业、制造业、交通运输业和农业等众多领域,国内私营企业也按“机会平等”规则群起效之,那么,国有经济在在国民经济比重,可能将面临新一轮下降压力。而面对欧美跨国公司,相当一部分私营企业也未必就能够独善其身。老板换国籍也没有用。

(二)简短讨论。

要正视“后40年”形成的GDP、经营性资产所有制结构变化和后果,拿出“凤凰涅磐浴火重生”的战略性对策。要害是依宪在国民经济中提高包括国有经济在内的公有制经济比重。其中,国有经济是重点,是“领头羊”。在以往的某个阶段上,允许国有经济比重“减少一些”,不等于永远如此。一切随条件变化而变化。“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对此,党中央文件早有阐述。希望国家统计局早日公布关于我国GDP、经营性资产所有制结构数据,把相关问题的讨论引入更为严肃、科学的层面。我国发展民主政治,需要以数据公开化为基石之一。这种意见,1990年代初,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就曾提出过,[154]但至今也未被有关方面采纳。

实际上,无论是提高包括国有经济在内的公有制经济在GDP比重,还是提高公有经营性资产在全国经营性资产比重,都属于提高包括国有经济在内的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比重这一更大范围的问题。从现阶段看,国有经济集中在现代经济(包括现代农业)部门,不仅具有制度、组织和规模优势,且在公有制经济中占位高、实力强、结构优、比重大、增速快,主导性、扩展性、包容性和可塑性强。所以,首先提高国有经济比重,顺势带动城乡集体经济等发展壮大,进一步增强国有经济主导力量作用,治理财富、收入两极分化等,应是提高公有制经济比重的要点。规模以上国有工业企业已在这方面做出了初步的示范。换句话说,即提高国有经济及整个公有制经济比重,需要突出重点,实行有差别的结构性政策。另外,在时间上也要实行“分步走”政策,一般是由稳定比重过渡到提高比重。这个在不同行业需要酌情而定。这种所有制结构改革政策,应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框架内设计、实行。迄今为止,这个框架下的所有制结构一直都处于变化中。稳定或“增加一些”公有制经济比重,也不足为奇,符合“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规律。

在现阶段开始稳定,或提高国有经济比重的政策选择,也不是什么全新的意见。如前所述,1999年《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已预见性地指出:“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国有经济在不同产业和地区的比重可以有所差别,其布局要相应调整。”[155]这说明,在党中央关于国有经济改革发展的长期战略考虑中,随着相关条件的阶段性变化,适时、适当提高国有经济比重,即进行“调整”是很自然的事情,属于长期改革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在党的文件中,根本不存在国有经济比重只能减少,非公经济比重只能增加的不对称规定。另外,该文件还明确阐述了公有制经济与生产、分配等的重要关系,即“包括国有经济在内的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是国家引导、推动、调控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力量,是实现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证”。[156]如此重要的国有经济,在今天的新形势下,乘“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东风,加强自我革命,加快除旧布新,在国民经济提高比重,发挥更大、更多和更好的作用,应该是好事情。

(三)小结。

“后40年”,及在这之后仍将持续不断的改革开放发展进程中,从政策和实践两个层面看,国民经济所有制结构变化都不可能存在永恒的不对称关系,即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公有制经济比重一直不断缩小,非公经济等则一直扩大。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社会主义改革,毕竟是“不忘初心”的。近些年来,在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政策引领下,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企业重要指标出现趋稳,或开始回升的现象,意味着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在发生作用了。当然,逆向趋势是存在的。整体变化情况需要持续观察。

五、“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戳断私有化脊梁骨

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是新中国70年间浩浩荡荡的社会主义潮流。在中国社会主义的70年历程中,虽然存在这样那样的变化,但于纵向延伸的时间轴上,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既是基本事实,也是基本发展趋势,更是没有被逆转的历史日程。黄河九曲十八弯,终将入海流。在改革开放中,重要领域的一批大型国有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已经达到世界一流企业水平。进入西方标准的“世界500强”“全球系统重要银行”国有企业不断增加,且在追求“再上一层楼”的目标,举世瞩目。一些西方国家对我国国有企业不择手段展开的阻击战,也从反面证实了这一点。

改革开放40年来,在国民经济结构,如在GDP和经营性资产结构中,公有制部门,尤其是国有部门占比明显下降和带来的一些问题,及这些问题可能的发展趋势,是需要高度重视,有切实的对策。现在,这个问题在实践中已发生积极的变化。对这个大问题,我们还应从国有经济更长远的改革发展趋势来看。如到新中国建国100周年时,之前存在的“后40年”,也不过是改革开放历史长河中的“弹指一挥间”。这期间新30年之改革发展,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下,是值得人们去奋斗和期待的。

如今天,在国内外激烈竞争中,国有经济已迈入“今非昔比”新变局的门槛。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框架内,实践已将提高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比重任务提上日程。依宪稳定,并进而酌情提高包括国有经济在内的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比重,以利于增强国有经济主导作用和国家竞争力,并进一步改善分配关系,推进“共同富裕”,已是难以回避的选择。这样做,本来也早在党中央战略筹划之中。时移势异情变,则法不同。规模以上国有工业企业中已初显这种新气象。至于国有经济布局调整,那是经济运行的常态,具体内容日新月异,永远需要顺势而为。今天和未来,它都同提高国有经济比重不矛盾。

斯蒂格利茨教授说的不错,理论分析和广泛的国际比较研究都证明,“傻瓜式的经济理论暗示,私有制比国有企业更有效率。私有制毕竟俱足效率,而公有制却做不到。好多年前,诺贝尔奖得主西蒙(Her-bert Simon)曾对这个逻辑谬在何处做过解释:大型现代企业都不是由所有者来管理的。用现代术语来说,都存在委托-代理问题。但这与政府激励受委托经营国有企业的经营者们所面临的委托-代理问题别无二致。”古典经济学等关于私有化正确的理论假设,即“满足私有化的假想状态是极其脆弱的,或者说根本就不存在”。有人幻想在公共领域服务为私营企业“设计一套适度的激励来服务于社会利益,是很困难的……费用极其高昂”。美国有前车之鉴。至于有限分析表明“私有企业盈利能力强于国有企业。这是事实。但这并非绝对地意味着私有企业就更有效率。例如,国有企业也许要面对某些约束”。[157]事实上,国有企业在公共服务和竞争性领域(包括国际竞争)都可以经营得非常好。斯蒂格利茨教授及研究团队的调查分析结果,再次戳断了私有化理论的脊梁骨。

而中国作为世界上国有企业最多、国有资产规模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还以“多数国有企业有效率,不亏损,给政府增收减负”的中国模式,打破了国际上曾流行的“多数国有企业效率低下,亏损严重,给政府增加负担”[158]的惯性观念。尽管在这一老观念背后的部分事实,即相对少数的国有企业表现出的高效率,早就足以证明“国有企业无效率”和“私有化”非公理。

另外,英国有两位经济学家在分析撒切尔针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运动时,也早就批判性地指出,(1)“企业产品市场竞争力的强弱和监管政策效力的大小一般比所有制问题本身对经营业绩的影响更大”;(2)“公有制和竞争完全可以相互兼容”。[159]显然,这更是在我们身边时时刻刻发生着的普遍现象,且具有全球性。

“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新中国70年历来如此。各个时期其表现形态有所不同,都对国家和人民“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今天它们也完全符合宪法及反垄断法等重要法律法规,且是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党中央明确规定的大政方针。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国有资本之间相互制约、促进的客观辩证法是始终存在的。无论是在国有企业,还是在国有资本方面,党中央都要求坚持“做强做优做大三者相统一的原则”。在这种正确原则引领下,进一步说,国有经济“有进有退”,凭什么就不可以在新发展阶段上,通过市场决定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的组合机制,在国民经济所有制结构中进而“做强做优做大”,并在解决“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中也发挥“主导力量”作用呢?体制内个别人反对 “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大政方针,并要国有企业从包括所谓“一般竞争性行业”的竞争性领域退出,毫无道理,脱离实际,注定是“水中捞月一场空”。

六、政策性建议

(一)在“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重大决策上,要旗帜鲜明、毫不动摇地维护总书记、党中央“定于一尊、一锤定音的权威”,及时回应、处理来自各方面,尤其是来自党内个别高、中级领导干部接二连三的妄议。党政商媒体也要讲规矩,承担政治责任、社会责任。有关方面不能够任由各路媒体不断地宣传这类错误观点。

另外,这里结合扩大开放的新情况,依据宪法第六条“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第七条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规定等,重申几条具体的政策性建议:

——2015年8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规定“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2017年10月28日年十九大报告规定“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这两部体现宪法、党章相关规定的“上位法”和总书记、党中央相关系列重要指示,应规范2018年以来,国家发改委、商务部数版《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等主要涉及非金融业、金融业国有企业“取消外资股比限制”规定。不得出现“以下犯上”现象。

——2018年6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的指导意见》规定“保持国有金融资本在金融领域的主导地位,保持国家对重点金融机构的控制力”,全面体现了在金融业贯彻落实宪法、党章相关规定和“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大政方针。这部“上位法”和总书记、党中央相关系列重要指示,应规范一行两会、国家发改委、商务部等专门针对金融业大中型国有企业,允许对其“取消外资股比限制”规定。严防“太阿倒持”。严防西方国家借此对华策划新的“金融战”。对央行公开宣传金融业私有化(含外资化),并反对这份文件的个别领导干部,应批评。[160]

当然,在新一轮扩大对外开放,特别是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中,坚持“对等原则”,即WTO的“互惠原则”也很重要。另外,习近平在2017年7月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曾要求,扩大对外开放,“我们要借鉴美国等国家的做法,在实践中完善外资安全审查等机制”。在此,其他行业扩大开放需“触类旁通”,借镜自观,有关人员不要“装傻充愣”,漠然置之。目前,按照欧美的法律、政治等标准来衡量,尤其是按照他们近些年在实践上针对我国不断花样翻新的具体做法来看,这些方面我国还存在许多空白的现象不容再继续下去。[161]并且,在扩大开放中,既要注意区分经济、政治问题,也要重视两者的紧密关系,注意平衡机制。国与国之间没有单纯的经济问题。对“吃饭砸锅”者要针锋相对。

简言之,新一轮扩大对外开放,要害是三个坚持,即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的宪法规定,坚持互惠性的“对等开放”国际准则,坚持在完善外资安全审查等机制上“借鉴美国等国家的做法”。

(二)要在“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中,争取稳定,或提高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比重。而不是将这两个“做强做优做大”仅局限于企业层面的政策目标。实际上,企业和国民经济这两个层面的目标,是相融相通、相辅相成,可以结合共荣的。真正这样两结合去做了,在逻辑上也完全契合总书记说的国有企业自我完善是“凤凰涅磐浴火重生”之义。规模以上国有工业企业在这方面已先行一步,有所变化。有关领导机关要善于自觉地抓住战机。相关政策性研究,包括相关国家数据分析,要尽快组织展开。国家统计局应该在这方面提供方便,推进相关信息公开化。

为此,今天的关键可能在于依宪、依党中央既定政策,在着力引导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在“国民经济命脉”领域发展壮大时,在其他竞争性行业和领域,也要通过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以加强重点,提高国有经济的整体素质和实力。如在包括所谓“一般竞争性行业”的竞争性领域中具有一定实力的国有企业,要采取包括股权多元化在内的多种方式加快发展等。这些基本的政策内容,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十八大以来党的相关重要文件等也都早有规定,并在实践中不断取得成效。在新形势下,它们也具有了新的内涵和目标。有关方面要解放思想,坚决打破那些不合适的条条框框。不同竞争领域的国有企业在设计股权多元化或混改方案时,也应普遍采取国有控股方式,并注意多吸收公有资本。其中,国有绝对控股方式应该得到更多重视和应用。在国有控股前提下,根据产业链上的实际需要等,适当吸收非国有资本。特殊情况另行处理。国际经验表明,在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和新加坡,至今不少国有企业仍是国有独资的,也有国有控股的,它们的运行情况并不差。其中一些企业就是在包括充分竞争行业在内的竞争性行业生存和发展。

今天,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国资委系统个别人要求“一般性的竞争行业,国资要加大退出力度”,及地方“所有混改项目,不设国有股最低比例”[162]的错误主张。国有企业改革要严格遵守党中央制定的政治规矩,及相关系统性文件和指示。不能够在改革关键词和政策上“另起炉灶”,“搞多中心”。因所谓股权分散化、不好解决“激励”管理层问题,格力电器就要走向出卖国有“控股权”的“嫁靓女”闹剧,要坚决反对。[163]

提高国有经济比重,与从源头上治理财富两极分化,“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也是密切相关的。因为,非公经济是以按资分配为主,并不能对工人实行按劳分配。通过“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提高国有经济比重,有利于治理大量资本收入向少数人倾斜的初次分配关系,逐步解决邓小平说的财富、收入两极分化严重的大问题,也有利于重塑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

(三)高度重视经营性公有资产的决定性作用。在对“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或“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做政策性评估时,要特别重视经营性公有资产,或说是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体资产的核心地位,中坚作用。当然,也包括其在全部经营性资产里比重到底如何的数量问题。要加强这方面的政府数据库建设、实况监测和政策性分析。要在社会总资产的经营性资产结构中,遏制已存在的公有资产下降趋势,稳定并提高其比重。其中,提高国有资产比重又是重中之重。这些与“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与提高包括国有经济在内的公有制经济比重,都是异曲同工,息息相通的。

忽视这个问题,有可能导致否定国有企业、集体经济的私有化。例如,有研究者曾按“三分”法估算过,2010年的注册资本金结构中,公有制成分资本金为10.78万亿元,占比为32.77%,非公经济资本金为22.12万亿元,占比为67.23%。此结果是反映出经营性资产中公有制成分大幅减少了。但从社会总资产结构看,情况则截然不同。仅以公有的农业用地、建设用地和矿产资源三项资源性资产估价,它们就值748.09万亿元。再合并注册资本金计算,这种非全口径的社会总资产实为770.21万亿元。于是,人们就看到,其中公有资产占社会总资产的97.13%。这说明非公经济“不可能撼动公有制的主体地位”。[164]这种分析过于注重量的比例关系,忽视了社会总资产不同组成部分在质和功能上的重要差别。借用这种逻辑来进一步推论,如果经营性资产中公有资产接近或归零了,由于公有资源性资产和行政事业性资产估价仍远超非公经济资本金,公有制就仍是主体。不过,这时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包括反映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的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也就该接近或归零了。此时此刻,如果有人想进一步推动大量非经营性资源性资产的私有化,难道还有什么屏障不可逾越吗?如此逻辑,也从一个特殊侧面再次反映出,经营性资产确是社会总资产的“纲”,是“牛鼻子”,是列宁所说的那种需要抓住的“关键环节”,以此可以拎出来整个链条。所以,在经营性资产中实现公有资产占优势很重要。今天,公有资产在“质”上已取得不少优势的前提下,也需要逐步增加“量”的优势,不能够再稀里糊涂地减少下去了。

另外,忽视这个问题,还有可能进一步恶化我国财富、收入分配关系。必须高度重视提高经营性资产中包括国有资产在内的公有资产比重和改善我国初次分配状况的密切关系。这是由经营性资产具有盈利性,并在表面上决定分配的功能所决定的。当然,在它的背后,政治经济学理论已指出,实质上是资本在决定生产和分配。补充地说,完善我国分配制度,还应通过改革建立直接税为主的税收结构,并完善社会福利制度。这种改革在存在较大非公经济部门的现代社会中,从“二战”以来已发展为常规性的国家动作,对于降低收入基尼系数作用明显。[165]反对者有之,但却未改大局。

(四)结语。

国有企业历经70年风风雨雨,砥砺前行,成绩斐然。沧海横流,中流砥柱。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前景就拥有无量光明。

“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永远在路上。“70年后再出发”。[166]路不是平的。唯有“踏平坎坷成大道”。

[1] 如《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新中国成立五十年来,……国有企业和工人阶级为此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载《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下)》第103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再如,有国务院领导等参与指导,国家统计局编的《新中国60年》写道,“1952年,我国国有企业完成工业总产值156.3亿元……”,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年版第081页。

[2]国务院国资委“国资小新”:《国企改革奋力前行——国务院国资委副秘书长彭华岗在第三届大梅沙论坛上的发言》,https://www.sohu.com/a/118778387_118321。。

[3]赵华荃:《改革开放40年來,〈宪法〉规定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执行情况的统計监测报告》,《马克思主义研究》采访稿2019年初。

[4]《国务院关于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工作情况的报告》,https://roll.sohu.com/20121026/n355797214.shtml。

[5]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https://www.ce.cn/xwzx/gnsz/szyw/201311/18/t20131118_1767104.shtml。

[6]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2)》,https://politics.people.com.cn/n/2013/1115/c1001-23559327-2.html。

[7]这是2019年9月5日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李强的讲话,见国务院国资委新闻中心《国务院国资委与上海市深化合作共同推进落实国家战略李强郝鹏应勇出席签约仪式》,https://www.sasac.gov.cn/n2588025/n2643314/c12188771/content.html。在这之前的2017年11月24日,十九届中共中央委员、国务院国资委党委书记郝鹏就说过,要“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见证券时报《国资委: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https://www.sohu.com/a/206849055_115433。可见,十九大以来,一体化地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是党和各级政府领导机关一种不变的主流共识。

[8] 《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载《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下)》第1038页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

[9] 央视网:《国企改革:在凤凰涅槃中浴火重生》,https://theory.people.com.cn/n/2014/0310/c40531-24583800.html。

[10]梁柱:《邓小平晚年心系分配问题》,https://www.china.com.cn/culture/lishi/2010-07/15/content_20503118.htm。

[11]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序》,载热拉尔·罗兰主编《私有化:成功与失败》第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

[12]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的指导意见》,https://www.gov.cn/zhengce/2018-07/08/content_5304821.htm。

[13]央广网:《习近平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https://news.cnr.cn/native/gd/20190318/t20190318_524547148.shtml。

[14] 搜狐财经报道:《这是半年来最直白的高层动向解读》,https://www.sohu.com/a/230197958_313480;第一财经报道:《杨伟民:不要求每个国企都做大,靠负债做大容易带来金融风险》,https://finance.china.com/news/11173316/20171222/31854899.html。

[15] 21世纪经济报道:《马骏:中央要做强做优做大的是国有资本,不是国有企业》,https://finance.ifeng.com/a/20190113/16683002_0.shtml。

[16]人民日报记者白天亮:《新起点 国企改革如何发力——专访国务院国资委主任肖亚庆》,2017年11月17日《人民日报》,https://www.gov.cn/xinwen/2017-11/17/content_5240310.htm。在这篇访谈中,记者自造了“做强做优做大,说的是国有资本”说法。

[17] 新京报记者顾志娟报道,刘世锦、陈清泰谈“摆脱‘姓国姓民’纠结,为民企营造公平竞争环境”,https://www.bjnews.com.cn/feature/2019/03/12/555149.html。

[18]李扬:《中国有足够力量化解金融风险》,2018年7月3日《环球时报》,https://www.sohu.com/a/239105982_463913。

[19] 《财经》讯:《外资能否控股四大银行?蔡鄂生回应:只要能推动发展,何乐不为?》,https://news.hexun.com/2018-07-07/193388310.html。

[20] 程恩富:《新时代为什么要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https://www.sohu.com/a/232651805_100122952。

[2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https://www.scio.gov.cn/32344/32345/33969/34577/xgzc34583/Document/1478256/1478256.htm。

[22]刘青山:《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国企改革发展记者会呈现九大亮点》,https://www.sasac.gov.cn/n2588025/n2588119/c10677655/content.html。

[23]新华社:《习近平参加政协民建、工商联界联组会讲话全文》,https://www.chinanews.com/gn/2016/03-09/7789310.shtml;新华社:《习近平: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https://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8-11/01/c_1123649488.htm。

[24] 参阅全国工商联主编历年《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大成企业研究院编著《民营经济改变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出版。这些书的作者都一再说明,关于民营经济、民营企业的数据,尤其是有关民营经济“56789”的重要数据,均包括了除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之外的集体企业等各类公有制单位的数据。所以,民营经济并不等于非公经济,如两者在税收贡献数据上就相差甚远。在《中国税务年鉴(2017)》表1-6的全国税收收入结构中,私营企业占比为10.8%,私营企业和个体经营合计占比为15.9%,均远离民营经济或民营企业税收贡献超过50%的流行观点。

[25]新华社:《习近平: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https://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8-11/01/c_1123649488.htm。

[26] 新华社:《习近平在山东考察时强调切实把新发展理念落到实处 不断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创新力》,https://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06/14/c_1122987584.htm。

[27]新华社:《习近平:怀疑、唱衰国企的思想和言论都是错误的》,https://cpc.people.com.cn/n1/2018/0928/c64094-30317748.html。

[28] 新华社:《 习近平:以新气象新担当新作为推进东北振兴》,https://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8-09/28/c_1123499376.htm。

[29]第一财经报道:《直面经济发展短板 山东拿出93个优质国企项目进行混改》,https://www.sohu.com/a/258915945_114986。

[30]中国网:《国资委:按做强做优做大相统一原则打造世界一流企业》,https://finance.sina.com.cn/china/gncj/2019-03-09/doc-ihrfqzkc2508525.shtml。

[3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的指导意见》,https://www.xinhuanet.com/2018-07/08/c_1123095520.htm。

[32]国务院国资委新闻中心:《国资委党委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会巩固拓展主题教育成果 推动国资国企工作再上新台阶 》,https://www.sasac.gov.cn/n2588020/n2877938/n2879597/n2879599/c12127308/content.html。

[33]肖亚庆:《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载《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第236、238页,人民出版社2017年。穆虹:《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234页,同前书。引文楷体是作者所加,以下相关引文相同。

[34]证券时报讯:《国资委: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https://www.sohu.com/a/206849055_115433。

[35]国务院国资委新闻中心:《国务院国资委召开地方国资委负责人座谈会 加快构建国资监管大格局 坚定不移搞好国有企业壮大国有经济 》,https://www.sasac.gov.cn/n2588025/n2643314/c11842881/content.html。

[36] 证券日报记者张志伟 左永刚:《国资委释义“做强做优做大”:国企改革方式会有重大转变》, https://news.10jqka.com.cn/20180310/c603352585.shtml。

[37]国资报告记者刘青山:《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国企改革发展记者会呈现九大亮点》, https://www.sasac.gov.cn/n2588025/n2588119/c10677655/content.html。

[38] 国资报告记者刘青山:《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国企改革发展记者会呈现九大亮点》, https://www.sasac.gov.cn/n2588025/n2588119/c10677655/content.html。在这之前一天,即同年3月8日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刚以“市场”名义,在“两会”期间向党媒宣传了另一个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公开反对总书记、党中央“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的观点,并加以了发挥(新京报记者顾志娟:《摆脱“姓国姓民”纠结,为民企营造公平竞争环境》,https://www.bjnews.com.cn/feature/2019/03/12/555149.html)。肖亚庆的这次答记者问,客观上可以看着是对刘世锦等妄议总书记、党中央大政方针的积极回应。

[39]国务院国资委新闻中心:《郝鹏赴福建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调研 守初心担使命 推动国资国企事业再上新台阶 》

,https://www.sasac.gov.cn/n2588025/n2643314/c11980232/content.html。

[40]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中心:《郝鹏会见德勤全球理事会主席舒亚玟》,https://www.sasac.gov.cn/n2588025/n2643314/c12088532/content.html。

[41] 国家统计局:《单位数量快速增长 市场活力不断激发——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二十一》,https://www.stats.gov.cn/tjsj/zxfb/201908/t20190826_1693395.html。

[42]上海市国资委:《国务院国资委与上海市政府在沪签署深化合作共同推进落实国家战略合作框架协议》,https://gzw.sh.gov.cn/website/html/shgzw/shgzw_xwzx_gzyw/2019-09-06/Detail_91493.htm。

[43]国务院国资委新闻中心:《中央企业先进集体和劳动模范表彰大会在京举行,王勇会见中央企业先进集体和劳动模范代表,郝鹏出席 》,https://www.sasac.gov.cn/n2588020/n2877938/n2879597/n2879599/c12297301/content.html。

[44]国务院国资委新闻中心:《国资委党委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会 巩固拓展主题教育成果 推动国资国企工作再上新台阶 》,https://www.sasac.gov.cn/n2588020/n2877938/n2879597/n2879599/c12127308/content.html。

[45] 夏小林:《国资国企都要“做强做优做大” ——兼评东北混改、“金融开放”踩红线异象》,https://www.wyzxwk.com/Article/jingji/2017/11/385083.html。

[46]新华社:《习近平: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https://dangjian.people.com.cn/n1/2016/1009/c407543-28763192.html。

[47]新华社:《习近平在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强调:坚持党对国企的领导不动摇》,https://gs.people.com.cn/n2/2016/1012/c183342-29127229.html。

[48] 新华社:《习近平在山东考察时强调切实把新发展理念落到实处不断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创新力》,https://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06/14/c_1122987584.htm。

[49] 新华社:《习近平:怀疑、唱衰国企的思想和言论都是错误的》,https://cpc.people.com.cn/n1/2018/0928/c64094-30317748.html。

[50]中央党校“学习中国”:《习近平希望国有企业这样做》,https://politics.gmw.cn/2017-03/24/content_24053741.htm。

[51]新华社:《习近平: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https://www.chinanews.com/gn/2018/08-15/8600061.shtml。

[52]国务院国资委改革办:《聚焦解决实际问题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双百九条”》,https://www.sasac.gov.cn/n2588020/n2588072/n9598007/n9598012/c11884922/content.html。

[53] 观察者网:《媒体:10年后民营经济或将占中国GDP75%左右》,https://www.sohu.com/a/277665805_115479。

[54] 参阅新京报记者顾志娟报道,刘世锦、陈清泰谈“摆脱‘姓国姓民’纠结,为民企营造公平竞争环境”,https://www.bjnews.com.cn/feature/2019/03/12/555149.html。

[55] 求实网:《习近平要求这样发展国有企业 》,https://www.sohu.com/a/258817778_117159。

[56]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https://news.qq.com/a/20111116/000896.htm。

[57]《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4年)》,https://www.npc.gov.cn/wxzl/wxzl/2000-12/26/content_4264.htm。

[58]《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4年)》,https://www.npc.gov.cn/wxzl/wxzl/2000-12/26/content_4264.htm。

[59]罗华:《毛泽东探索新中国经济制度的思想脉络(2)》,https://cpc.people.com.cn/GB/64093/67507/8718585.html。

[60] 中共中央《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 (草案)》(即“工业70条”),https://www.docin.com/p-240553265.html。

[61] 吴志军:《 1949—1966:“比学赶帮超”运动研究——中国共产党与经济竞赛运动的历史流变》,https://www.docin.com/p-848791761.html。

[6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78年)》,https://www.npc.gov.cn/wxzl/wxzl/2000-12/06/content_4365.htm。

[63] 江小涓著:《中国工业发展与对外贸易关系的研究》“第一篇中国工业发展与对外贸易关系的历史回顾”(1953-1987),经济管理出版社1993年。

[64]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郭德宏在《毛泽东、邓小平治国方略比较研究》中指出,“毛泽东提出要发挥两个积极性,即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允许企业成为‘独立王国’、‘半独立王国’”,载2001年第3期《中共党史研究 》。另外,“前30年”的“工业70条”和企业利润分成、利润留成改革等,也反映了当时在扩大企业自主权上的探索。

[65] 国家统计局:《新中国60年》第006、080页,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年。

[66]国家统计局:《新中国60年》第081页,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年。

[67] 国家统计局:《工业经济跨越发展 制造大国屹立东方——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三》,https://www.stats.gov.cn/tjsj/zxfb/201907/t20190710_1675173.html。

[68] 国家统计局:《沧桑巨变七十载 民族复兴铸辉煌——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一》,https://www.stats.gov.cn/tjsj/zxfb/201907/t20190701_1673407.html。当然,学术界有意见认为,采用市场经济的GDP指标并不能够全面反映计划经济时期的建设成就,反而存在缩小其成就的缺陷。

[69] 个别“知名”经济学人一再宣传中国“前30年”增长/发展不如印度,人民生活悲惨。为了避免“后40年”引进的国外增长指标等难以全面真实反映“前30年”情况的缺陷,这里集中就“人口平均寿命”指标补充评论一下“前30年”人民生活质量明显提高的事实。“人口平均寿命”是衡量一个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人民生活质量水平最具综合性的指标。实际上,仅我国“前30年”发展达到的该指标高水平,就足以解构认为当时计划经济下以国有经济为主力推动的“增长和发展”水平(如人均GDP)不如印度的所谓“经济学观点”。人口资料显示,第一,1978年比1949年,我国人口死亡率降低约三分之二,即死亡率从1949年的20‰下降到1978年的7‰以下。“这反映了建国以后人民生活改善,体质增强,疾病减少的基本事实”。此时,“全世界人口死亡率为11‰,其中发达国家为10‰,发展中国家为12‰”(王维志:《中国人口死亡率》,载《中国人口年鉴(1985)》第24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二,人口平均寿命大为提高。1949年建国时人口平均寿命为35岁。到1975年,我国人口平均寿命是男性63.62岁,女性66.31岁,已大幅超越后来即1984年的世界人口平均预期寿命60岁水平。至1981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其时我国人口平均寿命提高到67.88岁,在发展中国家居于前列;与世界各大洲平均水平比,我国人口平均寿命已经超过亚洲、非洲及拉丁美洲的平均水平(何昌龄:《中国人口的健康状况》,载《中国人口年鉴(1985)》第33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同时再次超越那时的世界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而被个别经济学人吹捧于1978年经济增长和人均GDP水平已远超中国的印度,当年按其仅20%的工业化率衡量,是还没有进入工业化初期的农业国。1985年该国人口预期寿命才55岁。尽管它人均收入是200美元多一点(数据来源:《世界经济年鉴(198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这种关乎人民寿命和经济发展阶段的数据比较,能证明“前30年”中国经济发展差,人民吃不饱、穿不暖,“制度不行”,还不如同期的印度先进吗?看来是国内关于“前30年”的某些增长数据存在缺陷和有人存在偏见,才会产生出这些难以令人信服的说法。

[70]《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https://www.gov.cn/test/2008-06/23/content_1024934.htm。

[71]《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2年)》,https://www.npc.gov.cn/wxzl/wxzl/2000-12/06/content_4421.htm。

[72] 潘维:《官员廉洁最可靠的基础是社会均等化》,https://www.340ma.com/theory/201904/48388.html。

[73] 数据来源:《世界经济年鉴(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74] 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沙健孙:《毛泽东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2014年1月22日《光明日报》,https://dangshi.people.com.cn/n/2014/0122/c85037-24193673-2.html。

[75] 外交部:《李克强接受俄罗斯塔斯社书面采访》,https://www.fmprc.gov.cn/web/zyxw/t1697935.shtml。

[7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32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

[77] 国家统计局:《新中国60年》第640页,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年。

[78] 数据来源:《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1988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88年。

[79] 《王绍光:国企与工业化,1949-2019(全文)》,https://www.wyzxwk.com/Article/jingji/2019/07/405409.html。

[80]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0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0年。

[81] 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高梁研究员在《新中国初期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回顾(1952-1970)》中指出,1950年代,通过引入苏联“‘156项’建设,我们从苏联方面获得了成体系的现代工业技术,填补了大量技术空白,形成了我国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体系的骨架,使我国工业和技术能力跃上了一个台阶。”当时,“苏联对中国的援助,主要表现在技术方面。这一时期,中苏两国签订了多个科技合作协定,双方互相供应技术资料,互派专家进行合作研究。双方提供的技术资料,仅支付材料复制的费用。1950-1959年,苏联无偿向中国提供的科技文件有:整套技术设计文件31440套,基本建设方案3709套,机器和设备草图12410套,整套技术文件2970套,整套部门技术文件11404套。在中国的“一五”计划期间,苏联把对社会主义国家科学技术援助总数的一半给了中国。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55年中苏签订了苏联帮助中国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协定,1958年中国建成了第一个原子能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苏联派了大批专家到中国工作。1949-1960年,在中国各方面工作过的专家和顾问总计约18000人,1956年在华苏联专家人数达到高峰,为3113人。他们满怀热情,勤奋工作,和中国同志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帮助中方在科学技术,企业管理乃至政府的经济管理领域,建立起一套基本的规则制度,并培养了大批人才。苏联还派遣专家来华帮助中国进行了黄河、汉江的水利规划勘测工作,帮助中国制定电气化和发展冶金、机器制造、造船业的远景计划,帮助组织地质勘探工作和人员培训,提供发展农业机械的建议和技术资料,对中国方面完成的长江大桥设计进行鉴定,以及帮助对各大林区的航测等等。在此期间,中国派往苏联的留学生达7000多人,实习生5000人。苏联对中国学生留学和实习培训的技术干部,也给予了比较优惠的条件。苏联的援助,使中国突破了帝国主义封锁,获得了当时即使在苏联也是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减少了中方的利息负担。在项目确立与实施的过程中,双方相互尊重体谅,使得项目能够高效进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另外 ,“1960年后,中苏贸易停滞,中国开始发展对西方的经贸关系。1962年,从日本引进第一套维尼纶设备,经过学习消化后,自行设计建造的维尼纶厂于1965年建成投产(此时国内已实现原油自给),从此“粮棉争地”和人民穿衣问题开始缓解。到1966年,我国先后同日、美、法、西德等国签订了80多项工程合同,从东欧国家购买引进部分成套或单项设备,以及引进了合成氨、聚乙烯、合金钢材冶炼、特种钢轧制、加气混凝土、24吨载重卡车和液压元件制造技术、半导体材料制造技术等。使得我国在石化、冶金、机械等领域的技术得到明显提高。” https://www.340ma.com/history/201907/50029.html。而在1970年代我国引进外国先进设备则更广为人知,甚至被有的人批评为“洋跃进”。

[82] 刘则渊:《论毛泽东的科学技术政策思想》,https://www.people.com.cn/GB/shizheng/8198/30446/30451/2210537.html。

[83]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3)》第454页,中国统计出版社1983年。

[84] 国家统计局:《新中国60年》第620页,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2012年)》第23页,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年;《王绍光:国企与工业化,1949-2019(全文)》,https://www.wyzxwk.com/Article/jingji/2019/07/405409.html。

[85]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我国所有制结构变革的趋势和对策》第60、61、62、155-156页,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年。

[86] 宪法引文来源:1982年、1993年、1999年、2004年、201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87] 国资报告记者刘青山:《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国企改革发展记者会呈现九大亮点》, https://www.sasac.gov.cn/n2588025/n2588119/c10677655/content.html。在这之前一天,即同年3月8日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刚以“市场”名义,在“两会”期间向党媒宣传了另一个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公开反对总书记、党中央“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的观点,并加以了发挥(新京报记者顾志娟:《摆脱“姓国姓民”纠结,为民企营造公平竞争环境》,https://www.bjnews.com.cn/feature/2019/03/12/555149.html)。肖亚庆的这次答记者问,客观上可以看着是对刘世锦等妄议总书记、党中央大政方针的积极回应。

[88]光明日报记者温源:《国企70年:在攻坚克难中做强做优》,https://www.gov.cn/xinwen/2019-09/20/content_5431542.htm。

[89]国务院国资委国资小新:《顶梁柱!主力军!先锋队!国务院国资委通报新中国成立70年来国企改革发展党建情况》,https://www.toutiao.com/a6739064643198665230/。经核对,该文列举的全国国有企业数据,源自财政部口径的统计结果。但其表述存在错误,引用时已校正。参见财政部《2018年1-12月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经济运行情况》,https://www.gov.cn/shuju/2019-01/22/content_5360098.htm。

[90] 财政部网站:2008-2019年上半年《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经济运行情况》。其中,2013年国有企业运行情况中开始列出国有企业资产总额数据。

[91] 本节使用的国资系统全国国有企业数据来源: 2004-2016年《中国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年鉴》有关篇章和图表,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其他来源的数据,另有注明。

[92]国务院国资委新闻中心:《国务院国资委召开地方国资委负责人座谈会加快构建国资监管大格局坚定不移搞好国有企业壮大国有经济》, https://www.sasac.gov.cn/n2588025/n2643314/c11842881/content.html

[93]傅育宁:《民生领域国有企业当有新作为》,2019年5月7日《人民日报》第10版,https://theory.people.com.cn/n1/2019/0507/c40531-31070915.html。括号内文字是引者所加。由于该文有的数据与《中国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年鉴》差别明显等原因,未采用。

[94]国务院国资委:《中国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年鉴(2004)》第47页,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年。

[95]数据来源:《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2012)》,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年。

[96]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月度数据”工业指标,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A01。

[97]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月度数据”工业指标,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A01。

[98]《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农垦改革发展的意见》,https://www.gov.cn/zhengce/2015-12/01/content_5018727.htm。

[99]农业部新闻办公室:《韩长赋在深化农垦改革现场推进会上强调坚定不移深入推进农垦改革不断开创农垦事业发展新局面》,

https://jiuban.moa.gov.cn/zwllm/zwdt/201703/t20170326_5538545.htm。

[100] 数据来源:1999年、2018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

[101]《国新办就中央企业2019年一季度经济运行情况举行发布会》,https://www.gov.cn/xinwen/2019-04/16/content_5383222.htm#allContent。

[102] 数据来源:2004年、2016年《中国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年鉴》,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国资小新:《20张图表数说中央企业改革开放40年成果》,https://www.sasac.gov.cn/n2588025/n2588119/c10028464/content.html;财政部:《2018年1-12月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经济运行情况》,https://www.sasac.gov.cn/n2588035/n2588330/n2588370/c10315327/content.html。其中,财政部关于国有企业运行情况数据与国务院国资委数据略有差别。如2017年财政部关于中央企业资产总额数略高于国资委有关数据。但这不影响对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长期大势的观察。

[103] 国务院国资委“国资小新”:《国企改革奋力前行——国务院国资委副秘书长彭华岗在第三届大梅沙论坛上的发言》,https://www.sohu.com/a/118778387_118321。

[104]国务院国资委“国资小新”:《 20张图表数说中央企业改革开放40年成果》,

https://www.sasac.gov.cn/n2588025/n2588119/c10028464/content.html。

[105] 《国新办举行2018年中央企业经济运行情况发布会》, https://www.sasac.gov.cn/n2588020/n2877938/n2879597/n2879599/c10276994/content.html。

[106]国家统计局:《工业经济跨越发展 制造大国屹立东方——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三》,https://www.stats.gov.cn/tjsj/zxfb/201907/t20190710_1675173.html。

[107]《国新办举行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阶段性工作吹风会》,https://www.gov.cn/xinwen/2019-02/25/content_5368378.htm。

[108] 《国务院关于2017年度金融企业国有资产的专项报告》,https://www.npc.gov.cn/npc/xinwen/2018-10/24/content_2063603.htm。

[109]经济日报记者彭江:《我国金融机构本外币资产达252万亿元》,https://finance.sina.com.cn/roll/2018-02-10/doc-ifyrkzqr1061461.shtml。

[110]经济日报记者采访郭树清:《进一步扩大银行业保险业对外开放》,https://finance.china.com.cn/money/insurance/20190502/4969119.shtml。

[11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的指导意见》,https://www.xinhuanet.com/2018-07/08/c_1123095520.htm。

[112] 数据来源:2004-2017年《中国金融年鉴》,《中国金融年鉴》杂志社有限公司出版。

[113]《中国金融年鉴》编辑部编:《中国金融年鉴(2017)》第400页,《中国金融年鉴》杂志社有限公司2017年。

[114]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熊启跃:《解读2018年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名单变化特征》,2018年11月30日中国银行业杂志,https://finance.sina.com.cn/money/bank/bank_hydt/2018-11-30/doc-ihpevhcm5259977.shtml。

[115] 经济参考报记者张莫:《中央汇金打造金融国资管理样本》,2018年12月25日《经济参考报》,https://www.jjckb.cn/2018-12/25/c_137697157.htm。

[116] 数据来源:财政部《2018年1-12月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经济运行情况》,https://www.sasac.gov.cn/n2588035/n2588330/n2588370/c10315327/content.html。《国务院关于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工作情况的报告》,https://roll.sohu.com/20121026/n355797214.shtml。另外,这里国有企业应交税金和已上交税金数额差别很小(后者还可能多于前者),故将其忽略不计。例如,财政部2008年1-12月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运行情况报告显示,当年国有企业应交税金为17122亿元,已交税金为17807.6亿元 ,后者多于前者685.6亿元。

[117] 数据来源:财政部:《2017年1-12月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经济运行情况》,https://www.sasac.gov.cn/n2588035/n2588330/n2588370/c3778802/content.html;《中国税务年鉴(2018)》,中国税务出版社。

[118] 经济参考报记者孙韶华:《再划35家 国资划转 社保将达6600亿元》,https://www.xinhuanet.com/2019-07/22/c_1124780490.htm。

[119] 数据来源:1994年、1999年、2018年《中国税务年鉴》,中国税务出版社出版。

[120] 数据来源:财政部《2017年1-12月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经济运行情况》,https://www.sasac.gov.cn/n2588035/n2588330/n2588370/c3778802/content.html;《中国税务年鉴(2018)》,中国税务出版社出版。

[121]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我国所有制结构变革的趋势和对策》第5页,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年。

[122]《国务院关于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工作情况的报告》,https://roll.sohu.com/20121026/n355797214.shtml。

[123] 这是十五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的提法,见《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下)》第103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

[124] 《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下)》第901页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

[125] 《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载《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下)》第1036、1037页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

[126]《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下)》第901页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

[127] 《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下)》第900页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

[128]《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载《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下)》第1038-1039页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

[129] 《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载《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下)》第1038、1038页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

[130] 国务院国资委:《中国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年鉴(2004)》第64页,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年。

[131]《国务院关于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工作情况的报告》,https://jjckb.xinhuanet.com/2012-10/26/content_433259.htm。

[132]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https://www.ce.cn/xwzx/gnsz/szyw/201311/18/t20131118_1767104.shtml。

[133]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企改革的指导意见(全文)》,https://www.chinanews.com/gn/2015/09-13/7520899.shtml。

[134]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https://www.ce.cn/xwzx/gnsz/szyw/201311/18/t20131118_1767104.shtml。

[135]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企改革的指导意见(全文)》,https://www.chinanews.com/gn/2015/09-13/7520899.shtml。

[136] 央视网:《国企改革:在凤凰涅槃中浴火重生》,https://theory.people.com.cn/n/2014/0310/c40531-24583800.html。

[137] 数据来源:2010年、2018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

[138]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月度数据”工业指标,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A01。

[139] 数据来源:2011年、2018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

[140] 数据来源:《中国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年鉴(2016)》,中国经济出版社2016年。

[141] 中新社记者周锐:《国资委:推动央企向三领域集中 加大力度退出一般性竞争行业》,https://www.chinanews.com/cj/2019/09-19/8959901.shtml。

[142] 夏小林:《中共中央关于国企改革的重要决策不容篡改——兼谈十二五时期竞争行业国企发展》,《管理学刊》2011年第2期,https://www.doc88.com/p-296290064675.html;《国企混改不能搞大规模“抽血疗法” ——与厉以宁教授商榷》,《管理学刊》2017年6期,https://www.wyzxwk.com/Article/jingji/2018/01/387004.html。

[143] 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96、103页,人民出版社1967年。

[144]《朱之鑫:如何分析当前的经济形势和宏观经济政策》,https://www.guancha.cn/zhuzhixin/2019_07_29_511349_s.shtml。

[145]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民间投资有关工作的通知(国办发明电〔2016〕12号)》,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07/04/content_5087839.htm。2009年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在《民族振兴的壮丽诗篇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中已指出,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目前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已占GDP的60%左右”,https://www.gov.cn/gzdt/2009-09/16/content_1418975.htm。

[146]国家税务总局编:《中国税务年鉴(2017)》表1-6,中国税务出版社2017年。

[147] 由前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指导,前全国工商联研究室主任陈永杰主编的《民营经济改变中国——改革开放40年民营经济主要数据简明分析》“内容提要”注释中,明确表示:“本书所称民营企业(经济)是指除了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经济)和外商投资企业(经济)之外的其他所有企业(经济);私营企业是指工商登记注册为私营(自然人控股)企业和私营企业控股的股份制公司;非公经济是指除国有及国有控股、集体及集体控股之外的经济,包括私营个体经济、外资经济和其他非公经济。”见该书第001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在这之前,2003年11月黄孟复《在中国首次民营经济形势分析会上的演讲》中,对民营经济概念的说明是,“民营经济的界定范围,这是一个复杂问题。我们对其采取扣除法。广义的民营经济是对除国有控股企业以外的多种所有制经济的统称,包括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集体企业、港澳台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狭义的民营经济则不包含港澳台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如果不做特别说明,报告中所出现的民营经济一般都是指狭义的民营经济。我们引用的数据都是综合国务院各经济部门公布的官方数据而测算的”, 载黄孟复主编《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200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148] 国家统计局网站:《常见问题解答》“六、工业统计”,https://www.stats.gov.cn/tjzs/cjwtjd/201311/t20131105_455942.html。

[149] 遗憾的是,2019年7月,国家统计局也是利用工商联等机构的这些“民营经济”数据来显示非公经济发展成绩的。见国家统计局《经济结构不断升级 发展协调性显著增强——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二》,https://www.stats.gov.cn/tjsj/zxfb/201907/t20190708_1674587.html。

[150] 新华社:《习近平: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https://www.gov.cn/xinwen/2018-11/01/content_5336616.htm。

[151] 参见大成企业研究院编著《民营经济改变中国,改革开放40年主要数据简明分析》“第六章民营工业经济”,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

[152]赵华荃:《改革开放40年來,〈宪法〉规定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执行情况的统計监测报告》,

《马克思主义研究》采访稿2019年初。

[153]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年度数据”工业指标,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

[154]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我国所有制结构变革的趋势和对策》第8页,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年。

[155] 《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载《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下)》第1038页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

[156] 《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载《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下)》第1036页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

[157]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序》,载热拉尔·罗兰主编《私有化:成功与失败》第1-1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

[158]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序》,载热拉尔·罗兰主编《私有化:成功与失败》第2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

[159] 约翰‧维克斯和乔治‧亚罗著:《私有化的经济学分析》第3页、57页,重庆出版社2006年。

[160] 夏小林:《金融开放:国企是“定海神针”——评央行徐忠妄议两会代表、委员金融提案》,https://www.wyzxwk.com/Article/jingji/2018/04/388219.html。央行研究局局长徐忠:《转向高质量发展靠的是制度竞争》,https://www.zgzcinfo.cn/specialtopic/show-447.html。《财政官员回应央行徐忠财政政策不够积极:为谁积极?》一文指出,徐忠公开反对《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的指导意见》中 “财政部门集中统一履行国有金融资本出资人职责”规定,https://finance.ifeng.com/a/20180716/16387364_0.shtml。

[161] 夏小林:《要害是坚持“国有银行为主体”和“对等开放”——兼谈习近平“要借鉴美国等国家的做法”》,https://www.szhgh.com/Article/opinion/xuezhe/2018-06-28/173560.html。

[162]中国经营网记者柴刚:《山东国资委:国企最优质资源混改 不设国有股比例》,https://jn.focus.cn/zixun/bbd333fa92c9173e.html。

[163]央视财经:《格力电器公开转让近400亿股权 谁能入局?》,https://finance.sina.com.cn/stock/relnews/cn/2019-08-13/doc-ihytcern0607216.shtml。

[164] 郑志国:《怎样量化分析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与赵华荃先生商榷》,《当代经济研究》2012年10期。

[165] 参阅尼古拉斯.巴尔著《福利国家经济学》,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3年;贾康主编:《中国税改路线图——大趋势、国际经验与制度设计》,立信会计出版社2015年。

[166] 人民日报记者姜洁:《习近平参观新中国70年成就展:70年后再出发,而今迈步从头越》,https://yuqing.people.com.cn/n1/2019/0924/c209043-31368830.html。

【夏小林,天空彩票大全专栏学者,国家发改委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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